老子注

 又名《玄元新记道德》、《集注老子》。注释《老子》并阐发玄学理论的著作。分上下两篇。三国魏王弼撰。具体成书年代不详。(撰者事迹参见“《周易注》”条)。
 《老子注》分《道经》与《德经》两篇，《道经》分三十七章，《德经》分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王弼在各章中随文夹句作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王弼《老子注》的注书方法，采用魏晋玄学家所通用的“辨名析理”方法，着重解说《老子》一书的义理。它注意把握老子哲学中的关键名词和重点句段中的旨意，较深刻地揭示了老子哲学的义涵。同时，通过注解《老子》文句，王弼也阐述了贵无论玄学理论。
 王弼作为玄学贵无派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的根本观点是“以无为本”。这一思想，正是对《老子》思想的发挥。他在注解《老子·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种观点既继承了老子“有生于无”思想，又把重点放在“无”为“有”之本上。《老子注》还较明确地把有无关系视作本末关系，认为“天地虽广，以无为心”(三十八章注),把“无”作为世界的本质，把万事万物作为“无”这一本体的外在表现和作用。他还以一与多的关系来说明无与有，“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四十二章注)。他主张崇本贵一，强调“无”的作用，“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三十八章注)。《老子注》还从老子虚静无为思想发挥出“以静为本，以动为末”观点，认为动起于静，万物之动最终要归于虚静。
 王弼《老子注》是最重要的《老子》注本之一。它和河上公注本是历代注老、解老者所依据的最主要的两个版本。王弼的注解简练精辟，为后人较准确地把握《老子》思想提供了方便。他在注老过程中发挥了玄学思想，对魏晋玄学尤其是玄学贵无论风尚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老子注》现存最早版本相传为明万历中张之象刻本。重要版本有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本。明刻《道藏》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道藏》本。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图书集成局排印《子书二十二种》本。民国八年(1919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民国二十四年上海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缩印《四部备要》本。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

《老子注》

训诂书。 2卷。 魏王弼注。 是最早的《老子》注本。此书正文和注文合刊，题名 《老子》，分上、 下篇。 上篇注 《道经》37章， 下篇注 《德经》44章。注释文词简炼，不重于词义训诂， 旨在推阐义理。在下篇的正文后有宋代晁说之和熊克的小记。 全书附录唐代陆德明 《经典释文》 的 《老子道经音义》 和《老子德经音义》。 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四部备要》本。

老子注

魏晋玄学的代表作。亦名《玄言新记道德》、《集注老子》。上、下两篇，八十一章。主旨是以玄学解《老子》。王弼(生平见《周易注》条)著。
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作者在注解《老子》的“始制有名”时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三十二章）认为名教是“朴散为器”的结果，即由“道”分化出来，是符合自然的。这就给名教找到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把“道”和名教的关系看作是母与子、本与末的关系，说：“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五十二章）“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政治国，立辟以攻末。”（五十七章）认为有两种对立的政治主张：一是以政治国，“舍本逐末”；一是以道治国，“崇本息末”。如果“舍本逐末”，只注意用法律(“辟”)和礼教来维护名分，“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三十二章）。“任名”而不知名教以道为本，那就要失掉“治之母”，难免造成混乱；正确的办法应是“崇本息末”，君主自处“无名”、“无形”的地位，实行“无为而治”。这样的“崇本以息末”，却正可以达到“崇本以举其末”：“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三十八章）。作者认为守母才能存子，崇本才能举末；无为而治，就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三十八章）。并认为仁义礼教出于自然无为，就能达到“德厚”，“功全”。
从本体论的角度，发挥《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观点。“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四十章）认为具体事物都以“有”为存在，而任何“有”的产生，都以“无”为本源（本体）；凡“有”皆始于“无”(不是讲天地开始前有个“无”的阶段，而是说任何事物的生成要依靠“无”)，所以在任何时候要保全“有”，必须“反本”守住“无”。又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 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 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四十二章）。认为纷繁复杂的万物有其统一性，这个统一原理也就是“无”。因为“一”是无名（不可说）的，庄子已说过，以“一”（言）称呼“一”（统一原理），就会导致“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因此，“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 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同上）。即虽然万物万形，作为统一的气（有）是冲虚（无）的，于是，从人的认识来说，应当损之又损，由万归“一”，以至于“无”，这才是把握了绝对。这样的作为万物本源的“无”就是绝对的“道”，因此，“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一章），“道”就是天地万物赖以开始和完成的原因。
在论证“以无为本”的过程中，提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认为“体”和“用”是统一的，即体用不二。“故虽德盛业大而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三十八章）。意思是说，圣人效法天地，有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这是“以无为用”，因为盛德大业就是“道”（无）的作用和表现。但德业既然是靠无的作用，那就不能“舍无以为体”。认为只有真正“以无为体”，才能具有“无”的德性，表现出“无”的作用。这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明确提出了“体”和“用”这对范畴以及“体用不二”的思想。当然，把体用统一于“道”（无），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着合理因素，即认为本体(“道”)以自身为原因，天地万物是“道”的作用和表现，是以“道”作为原因的；但“道”并不是一个外力，而是一个内在于万物的原因。“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二十五章）。认为“道”就在自然之中，“道”作为万物的原因，就是在方法方，在圆法圆，顺其自然。这就指出了本体内在于万物，万物就是本体自己运动的表现。
认为“道”是万物必由之路，“道取于无物不由也”（二十五章）。然而“道”是永恒不变的，“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四十七章）。古今之道如一，以不变之道来应万变。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静止观点。但同时又有顺应万物之自然的思想，“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二十九章）。人类要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采取“无为”、“无执”的态度。
在名实关系上，认为圣人“智慧自备”（二章），所以他的认识等于反省。“吾何以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谓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五十四章）。圣人反观自身，就是认识天下万物。这是先验主义的理论。继老、庄之后，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道”的问题提出责难。“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一章）。“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二十五章）。“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凉，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四十一章）。意思是说，名言、概念用以“指事造形”，要求同对象(事、形)有一一对应关系；这样“名以定形”，也就是把对象分解开来，凉则不温，寒则不炎，成为片面性的东西了；而道是“混成之物”，“大象无形”，所以非名言、概念所能把握。因而一切名言都是反映对象的某一侧面，无法全面把握对象，“有分则失其极也。……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二十五章）。名号、称谓，都是分析，而一经分析就不是绝对。所以，圣人的智慧是“无所别析，不可为明”（二十章）。圣人完全不作分析，他不是昭昭明察，而是“浅浅兮”像个“绝愚之人”。这样，就否定了一切“殊类分析”（五十八章）的知识，而去追求混然同一的绝对，最终陷入了蒙昧主义。
主要有明正统年间《道藏》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等。今收入中华书局版《王弼集校释》。

《老子注》

2卷。魏王弼撰。此注词义简远，颇得老子玄奥之旨，于后世影响较大。聚珍版本。正统道藏本。浙江书局重刊华亭张氏本。《四部备要》本题《老子道德真经》2卷，附唐陆德明音义。

老子注

❶二卷。汉河上公注。河上公，汉代人，姓名、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老子注》，又称《老子道德经》、《道德真经注》。先秦诸子研究《老子》一书的史料今存甚少，《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还可散见残文。战国时韩非虽有《解老》、《喻老》二篇，但不是逐句释解全文。传说西汉刘向雠校群书，校定《老子》为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但无注本流传。河上公 《老子注》 一书，分《道经》、《德经》上下二篇，逐段逐句注解经文。其注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为要旨，阐释道为天地之本始，提倡以道治国、以道立身、以身导民；以清静无为、道德化民之治为上；认为修道于身、于家、于乡、于国，都各有其益而无害；认为理想的君主应为万民之父母，公正无私，为民兴利除害；主张守身修道，反朴归真。后世学者研究《老子》，对河上公其人其书争议较大。关于河上公其人，一是据《史记·乐毅传赞》，称战国时有河上丈人，授黄帝老子之学予安期生，几传而至盖公，盖公被曹相国请为师，因而认为河上公为秦人。二是据晋葛洪《神仙传》，称河上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因以为号，精研《老子》，时汉文帝推崇道家，常遣使往求讲解《老子》经义，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予文帝，因而认为河上公为汉文帝时人。三是据文体认为另有东汉人假托其名。关于其书，有学者据《汉书·艺文志》不载此书和章句体产生于东汉，认为西汉无河上公《老子注》而欲废之。有的学者据《随书·经籍志》录有《老子道德经》二卷，题“汉文帝时河上公注”，题下注云“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亡”，因而认为有两河上公，各有《老子注》，今所传是汉文帝时河上公书。现代学者考证，河上公注本三国时已流行，因而认为此书作于东汉章句盛极之时，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河上公《老子注》实出于汉，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注本。其《注》文笔简古，为民间流派之楷模。道教学者引其文，常称“混元道德经”，对于道教文化影响颇深，对于后世研究《老子》，也是难得的史料。现存宋麻沙刘氏刻本，明《六子全书》本，明 《道藏》本，清《增订汉魏丛书》本，民国八年(1919)《四部丛刊》本，(皆标名《老子道德经》)，清《四库全书》本。
❷二卷。魏王弼(226—249)撰。王弼，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王弼少年即享盛名，好老氏，通辨能言，曾在何晏手下任尚书郎。后来因曹爽、何晏在政治上的失败而受牵连，被罢官免职，而后病死，年仅二十四岁。王弼在短暂的一生中，著述甚丰，主要有《老子注》、《老子指例略》、《道德略归》、《周易注》、《周易穷微》，还有 《论语释疑》等。《老子注》，又称《老子道德真经注》、《玄言新记道德》、《老子道德真经注》、《集注老子》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容并无区别，只有或为二卷、或为四卷之差。汉代研究《老子》的学者，曾受崇于汉初，被黜于武帝以后。虽然刘向曾以官学地位编定《老子》篇章，但他未能深入研究，也无注本。其以前的研究史料多已亡佚。其后有庄尊《老子指归论》、河上公《老子注》二书流传于民间，不受官方重视。王弼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相沟通，合称为三玄，创魏晋玄学之源流，他作《老子注》，又开官学流派之先河。他运用简畅的语言，抒发己意以阐述《老子》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他贵无主静，把道解释成无，认为道是无的称谓，无是天地万物的本始。他提出“天地虽广，以无为心。”等玄之又玄、无中生有之说。认为有和无的根本是无；动与静的根本是静。认为有起于无，动起于静；天地万物都是有，是有都动。他主张无为而治，但不考虑历史条件是否允许。王弼《老子注》与河上公注本相比，在经文及章序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异，也与古《老子》相距较远，注文中也难免偏颇之处。尽管如此，后世依王弼注本研究《老子》的学者仍然很多。其注本与河上公《老子注》并行于世，是目前流传较广、成书较早、影响较大、参考价值较高的古注之一。现存明《道藏》本、明《三子合刊》本、清《子书百家》本、清影印《古逸丛书》本，皆标名 《道德真经注》，都是四卷本； 明 《中都四子集》本、清 《四库全书》本，都标名 《老子注》； 明《合刻周秦经书十种》本、明《三经晋注》本，皆标名《老子道德真经》； 民国年间《百子全书》本、《四部备要》本、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 《诸子集成》本，皆标名《老子道德真经注》。
❸四卷。见吕惠卿《道德真经论》。

老子注

亦作《老子道德经注》，是《老子》的重要注本，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三国魏王弼注。分上、下两篇，计81章。王弼哲学思想的根本观点，主要是通过注释《老子》而阐释的：以无为本，举本统末；“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四十章注)王弼之“无”，就是虚无之“道”，它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独立存在着，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王弼与何晏的“贵无”论，是魏晋玄学的根基与主流。《老子注》一问世，就受到了学界极大重视，唐宋之后，更被视为《老子》的标准注本，一直流传至今。今人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版），勘注较详。

《老子注》lao zi zhu

Annotation of Lao Zi→卢藏用 (Lu Zangyong)

老子注

书名。历代注《老子》者颇多。《文献通考·经籍考》载有河上公注《老子》二卷，唐明皇《老子注》二卷，以及唐蜀郡岷山道士张君相集河上公、王弼、何晏、郭象等人而成的《三十家注老子》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