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根泽1900—1960

河北深县人
文史学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组组长等职。著有《乐府文学史》、《管子探源》、《孟子传论》、《隋唐文化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字：雨亭（一说为号）
号：漱冰

罗根泽

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 民国人物小传：罗根泽 罗根泽(1900—1960)

周勋初 刘绍唐主编 京 声 溪 泉

光明日报1985年6月18日 *传记文学1987年50卷2期 新中国名人录第231页

罗根泽1900—1960

文学批评史家。号雨亭。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人。1925年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1927年至1929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毕业后先后在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他专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及先秦诸子研究，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管子探源》《孟子传论》《诸子考索》《乐府文学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等。另有和郭绍虞合作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有《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罗根泽1900—1960

字雨亭，河北深县人。1925年入河北大学，1927年进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先后在河南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学执教。
在古诗研究方面，罗根泽先生颇有建树。其主要著述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五言诗起源译说录》、《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陶渊明诗之人民性和艺术性》、《略谈鲍照》等。从上述著述的题目即可看出，罗根泽在研究文学史时最关注的问题乃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探本溯源，追宗寻祖是他研究的中心。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既不在浩渺鸿荒的葛天氏时代，也不在诗歌已经繁盛发达的周代，而是在商代，在《周易》的卦爻辞中(《〈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他认为五言诗滥觞于西汉成帝时(公元前20～30年)(《五言诗起源说评录》)，而七言诗是以骚体诗中蝉蜕而出(《七言诗之起源及评说》)。在论述文学源流，评说文学现象时，罗根泽往往首先罗列从古至今的有关说法，进而加以分析鉴别和疏证评判，最后从“破”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如关于五言诗的起源问题，罗根泽详细地列举了从古人虞挚、刘勰等直到近人徐中舒等，还有日本铃木虎雄共十一种说法，每一说法后均加上作者按语，予以评介，指出各观点的缺陷和不足，最后从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五言诗起源于西汉末成帝时，并列举大量材料予以阐发。这种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的论证方法使他的结论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罗根泽先生主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以资料丰富，罗列有致见长于目前行世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诸子散文方面的著述大都收在《古史辨》第四和第六册中，一九五八年又被收入《诸子考索》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11 罗根泽1900—1960

文学批评史家。号雨亭。河北深县人。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肄业，回县城任高小教员，酷爱古诗文。1925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做梁启超及王国维的研究生。次年又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毕业后先后在河南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安徽大学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北师大迁陕西，转入西北联大。1940年初到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回南京。解放后在南京大学任教授，兼为中科院社科部文研所研究员等职。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著述甚多。出版有《乐府文学史》、《管子探源》、《孟子传论》、《诸子丛考》、《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诸子考索》、《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学术著作。

罗根泽1900—1960

字雨亭。河北深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及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解放前先后在河南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解放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罗根泽先生以治诸子学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著称于世，其主要成果是《诸子考索》、《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曾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除早在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外，曾留下几部中国文学史草稿，另有论文多篇，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罗根泽对先秦散文的研究造诣最高，《论文集》中许多文章对先秦散文作了深入地研究，如《散文源流》一文，作者便论述了“殷代之贞卜文与散文之起源”等问题，指出没有文字，便不会有散文，所以散文的产生与完成，必在有了文字之后，“殷墟的卜贞的文字，才只是极简单而且幼稚的文字，虽然后世的散文源于它，但不能说它就是散文”。罗先生1958年出版了《先秦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选本的选目还不够全面，但因为它不仅出版较早，而且注释确切详明，所以仍为读者所推重。在此书的《序言》里，罗先生指出：先秦时代，“不只史传文飞跃地发展到相当完美的高度，成为后来的楷模；更重要的还产生了一种政治性、哲学性的杂文——即理论文，也发展到相当完美的高度，也成为后来的楷模”。作者对先秦诸子分别作了论述，指出在古典史传文学范围内，只有《史记》才可以与《左传》比美；《国语》“对理论文——特别是对我国的理论文，有直接的影响”；《战国策》的特点是“敷张扬厉”；《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说理的理论文的书”；《孟子》“从方法到技巧，从议论到声势，大大地提高了理论文”；《庄子》“使散文在逻辑性、科学性和说服力以外，又增加了故事性、形象性和感染力”。在概述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成就及特色以后，作者总结道：“战国时代，不只相反相生的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思想，也相生相长的产生了丰富的文章文艺。就文章形式说，则简单的提纲，发展成为有骨有肉的优美传记；由简单的考语，发展成为洋洋洒洒的理论文；又由单篇的理论文，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整部著作。就方法技巧说，由考语式的孤立论点，发展成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的逻辑性很强的长篇大论；同时又不满足于只是逻辑的说理，又藉助人物言行，藉助故事寓言，一方面证明抽象理论，一方面塑造具体典型，这就使他们的理论文，在逻辑性外，又增加了形象性。”罗先生的这些论点都是相当精辟的，他的这些观点，在其他一些论文里也得到充分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