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与守旧派之争

19世纪末，变法维新派与顽固守旧派之间进行的一场争论。戊戌变法运动的展开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引起新旧思想的公开的激烈的冲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展开了争论。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否则便是违天背理，祸乱国家；洋务派也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至善至美，不可废弃。维新派根据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万事万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祖宗之法”自然没有永恒不变的道理，强烈主张“尊今叛古”，变法革新。政治上，维新派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应实行“君民共治”，兴民权，开议院，实现君主立宪。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大倡民权学说；严复作《辟韩》一文，强调人民是“天下之真主”；谭嗣同在《湘报》发表的文章中，发挥了民主、民权思想。守旧派对此坚决反对。王斡臣说：“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翼教丛编》卷四)叶德辉说：“欲兴民权，只速乱耳，安得不亡？”(《翼教丛编》卷五)在经济思想上，维新派要求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他们要求以振兴商务为中心，同时发展工商业生产。守旧派则极力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弹“重农抑末”，“重本轻末”的老调。曾廉说：“国家欲治，必须重本而抑末，贵名节而绌努力，工商何足以治国。”文化教育思想上，维新派主张设立各级学校和开办具有学校性质的学会，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反对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八股取士的制度。梁启超说“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变法通议》)守旧派则认为：“科举乃为圣人立言，科举制度废则圣道衰，人心坏矣。”曾廉说：“中人之学西学……但知顺夷意而变我民，使人相率而入于夷狄，……故西学实无提倡之必要。”(《庵文集》卷十三)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