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经学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经学 儒教经典阐释学，即注经之学，是中国自西汉至清代的最高学问。古人将学科门类一分为四，即所谓“经史子集”,经学居于首位。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经学却很难找到归属，因为它既不是文学、史学、哲学，也不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或其它什么学，但又包括了所有这些学。实际上，它非常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经学产生于何时，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创自孔子，根据是孔子删定古代典籍为 “六经”,并以此教授弟子，形成了以 “传经” 的方式来“传道” 的儒家学风，此即为 “经学开辟时代”; 另一说是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于是阐释儒教经典遂成为专门之学。其实，不管“六经” 是否出于孔子之手，他既然以其教授弟子，就总要作出一番阐释，这就是注经。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 者折衷于夫子。”就是以孔子为注经始祖的。不过，孔子所开创的 “传经” 或“注经” 之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只是一家私学，而非官学，直到汉武帝时，注经之学才正式成为官方神学，升级为最高的学问。经学作为阐释儒教教义的官方神学，在由汉至清的两千多年中，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演变，以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简单地说，两汉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魏晋南北朝有 “南学” 与 “北学”,唐代有融 “南学” 与 “北学” 于一炉的义疏之学，宋代则有理学化的经学，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钦定的正统之学。清乾嘉时代，经学家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将其考据训诂的看家本领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并运用到其它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形成了超出经学范围而且影响深远的 “乾嘉学派”。尽管如此，在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有两条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第一是唯经，儒教经典是历圣相传的道统之所在，所以一切典章制度，甚至变法维新，都要从经典里找到根据； 第二是唯上，儒教经典的阐释，主要是提供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所以国家 (在古代，“朕即国家”) 政治的需要就是第一要义，而历朝统治者也是根据这一标准来选取最佳阐释并钦定为官方神学的。经学的这种特点，也就决定了儒教在古代中国的命运，一方面是民族命脉之所寄，另一方面则是寄生于君主政治的御用学问。然而，在古代中国，经学绝不是一门死学问，它曾经吸引过无数最有才气、最有思想的中国人呕心沥血，乐此不疲，而且，许多富有创见甚至革命性的思想，都是借助阐释经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近代康有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所谓经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两千年来 “建国君民” 的基本法，所以，即使是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能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 的悲剧，将经学打入十八层地狱。事实上，一部经学史，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就是华夏民族 “以不变应万变”的兴衰史。 经学 理学的形成可以视为儒家经学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里程，在我看来，这一阶段，这一里程，并不是可以绕开的。 经学在历史上确立不拔的地位，在于它与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农业经济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 宗法观念升华 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社会关系。世界各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都曾以血缘关系组成氏族组织，但是在欧洲，当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发生转变时，个人私产的独立性分解了氏族的血缘关系。而在中国，个人私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氏族直接发展到国家。血缘关系被国家所利用，故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保存下来。 中国古代宗法关系的牢固，也有其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商业航海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农民不像牧民和商人那样迁徙不定，而往往是祖祖辈辈定居在一个村落中，血缘关系的纽带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结起来，形成为一种自助自卫的宗族自治体。这种血缘宗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它有自身的组织形式、等级秩序及与之相适应的族法与族规。 宗法思想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君主不过是一个大家长、总家长。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君权与体现在家庭生活中的父权和夫权，被儒家学者理论化，称之为“三纲”,赋予绝对的权威性。 从根本上说，儒学是宗法观念的理论升华，儒家倡言“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中庸》),正与宗法政治相适应。对比而言，道家“绝去礼义，兼弃仁义”,法家“仁义不施”“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墨家“俭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别亲疏”,都不同程度地与宗法观念相凿枘。因而当宗法社会进行文化选择时，自然非儒家思想莫属。 但儒家思想并非十全十美，司马谈《六家要指》就曾批评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卷一三○)儒家于人伦日用指实切近，然而其形上学不够发达，缺乏超越的层面，在这方面就不如道家。儒家重道德，轻功利，宜于守成，不宜于进取，适用于治世，不适用于乱世，在这方面又不如法家。因而儒家的优势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常常需要其他各家思想的补充。这就确定了中国思想史上几家思想长期互相补充互相斗争的格局。 秦王政依靠法家思想统一中国，总结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此后中国历史上也多次有过国家分裂的政治局面，国家分裂时，各种政治力量很难安然相处，而此时人们总是人心思治，人心思统，因此大一统政治，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种必然性。)法家长期仇视儒家思想，他们看不起儒家学者，也没有认识儒学的价值。秦始皇在其统治期间实施“焚书坑儒”,乃是法家思想的贯彻。“焚书坑儒”事件对于儒家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打击甚至决定了汉以后经学的曲折发展。 秦王朝以法家思想得天下，很快又以法家思想失天下。汉初，百家之说，尚有绪余。由于长年战乱，民生凋敝，汉王朝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刚刚获得政权的统治者由于忙于军事平定，还顾不上文教之事，并且朝廷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也不重视修习儒业，至文、景之时，黄老思想指导社会渐渐发生弊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模式，有些郡国据以闹独立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汉武帝时董仲舒进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于是定于一尊。表面上看，秦始皇之用法家，汉文帝、景帝之好黄老，汉武帝之尊儒家，似乎只是帝王个人的好恶，实际上这里体现了社会的文化选择。 儒经复得高扬 儒家经书的复得，是由汉初健在的经师口授、弟子记录下来的，那时的不少经书只存在于几位耆儒的记忆之中。假使秦王朝再稍为延长一段时间，也许这些耆儒连口授的机会也没有，许多经书从此亡佚了。不难想像，这几位经师的“国宝”地位。由于当时印刷术没有发明，经书不可能有统一的版本，师弟之传经很大程度上要靠口耳授受，准确性因而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因此遵循师法、家法便成为传经的首要前提。正如皮锡瑞所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经学历史》,第77页)马宗霍也指出：“师法、家法，为汉儒所最重。……其不守师法者，则同门相与攻之，朝廷亦不之用。”(《中国经学史》,第49—50页) 汉代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儒经、重视师法呢？ 汉代思想家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是“仁义不施”,因而社会政治的文化选择把目光集中在儒学上。汉代前期的统治者小心地驾驭着政治，惟恐重蹈秦朝的覆辙。儒经集中前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因而每遇礼仪制度的问题，必稽考儒典以为根据，如皮锡瑞所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经学历史》,第117页)儒经原典的价值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以治经名家的儒者也因而贵显起来。公孙弘治《春秋》学，受到汉武帝赏识，平步青云，白衣人相。以后叙例，文官治国，宰相须用读书人。公卿之位，未有不以经术进者。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于是天下翕然从风，“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书明经被视为一种本小利大的产业。经学自汉武帝至后汉(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 儒林传》)。及至汉末，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太学诸生竟至三万人，诚旷古未有之盛事。 虽说汉代经学重视严守师法、家法，但师法、家法也一直在变化。这是因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客观上需要扩大经学的解释范围。又因为立为学官的博士位置有限，经师们不甘居下僚，相互竞争，往往促使他们改变师法，标新立异。 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联系至为密切，但这并不意味二者没有矛盾。许多时候，政治之利用学术总带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它总希望作为统治思想的学术凝固化、绝对化，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学术思想所体现的学者的创造性智慧，其本性是要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的。而由于统治者以利禄为钓饵在政治上的有意诱导，使得学术趋向于一种畸形的发展，即求真之意不足，而求胜之心有余。以至后来说经之文，愈演愈多，愈趋愈陋。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指出：“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右，……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卷三六)这种情况至郑玄出而有所改变。郑玄晚出，不拘师法、家法，注经取众家之长，而集汉学之大成。自是学者咸宗郑学，经学由分而合，至此而出现一个统一的时代。 五经正义 由于经学的烦琐，通达之儒渐生鄙弃之心，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至魏晋时期，王弼、何晏以老、庄风旨解说儒经，倡导玄学。王弼解《周易》,废除象数，发明义理，其义理内容虽与后来宋学不同，但就方法而言，实启宋学之先河。 《老子》、《庄子》、《周易》,总谓之“三玄”,而儒家其余诸经，大多不便发挥玄旨，仍以汉儒之说为是。经学虽自郑玄有一小统一，然经师代出，每有新解。且年代渐远，经注之文，意义渐晦，又须义疏。至唐代经学统一又向前迈了一步。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是为《五经正义》,……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论，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若斯之专且久也”(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93页)。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经学的本性在于守旧，从这一特点看，经学统一，乃是经学的黄金时代。但思想学术的发展贵于创新，学术思想要进步，必须突破原有的经学体系，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大凡学术，烦琐则思简明，拘隘则思通脱，僵化则思变革。总体说来，汉唐经学是章句训诂之学，但文字只是载道的工具，治学应以求其义理为主，章句训诂不过是学问之末事。汉儒大多矜持于章句训诂之能事，汲汲于利禄以及身，并无发明经义之心，因而为宋儒所贱视。 标尚义理 宋儒多学有根柢，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其心，因此起而言义理。至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不负天下众望，标尚儒家义理，一时儒者归心，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刘敞等起而与汉儒立异，刘敞作《七经小传》,变汉儒淳朴之风而尚新奇。 唐制取士，开进士、明经二科，明经科用帖经课试之法，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进士科考以诗赋词章，而流于浮浅。宋王安石熙宁变法，废唐制诗赋及明经，而以所撰《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课试诸生，谓之“墨义”。所谓“墨义”即以经义为题，令试者笔答，发挥义理，中试者谓之进士。天下学风为之大变。皮锡瑞指出：“科举取士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经学历史》,第277页)义理之学大兴，经学由此走上开新之路。王安石王雱父子所代表的新学，程颢、程颐兄弟所代表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所代表的关学，苏轼、苏辙兄弟所代表的蜀学等，都属于义理之学。而汉儒训诂之学几乎完全无人问津。 如上所述，义理之学乃是经学合逻辑发展的产物。如果说秦汉之际儒、法、道三家经历了一次社会大的文化选择，那么这时的儒家义理之学正在经历社会的第二次大的文化选择。各家义理之学的内容、观点不同，究竟哪一家更适应学术史的发展要求呢？ 我们知道，在诸家义理之学的争鸣中，最后洛学占了上风，这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我以为是有的。 唐迄宋初，儒、释、道三家思想交流互渗，相反相成，其中面临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 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对佛、道思想的态度很重要，由于儒家思想的自身缺陷，需要佛、道思想作为补充，而不能绝对排斥它。但儒家又不能与佛、道平分秋色或和光同尘。恰当的态度是，坚持儒学为主导，反对佛、老的宗教思想，而又改造、吸收它的合理因素。相比之下，洛学较之其他各家更符合这样的条件。 另有一个偶然性因素也值得重视，洛学人物如程颐、杨时以及后来的朱熹都较高寿，在他们晚年都赶上一学界老成凋零的时期，而他们独步一时，门生众多，成为无人匹敌的学界泰斗，这种情况使洛学得以延续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总之，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有必然性的，但它采取这样的理论形式，而不是那样的理论形式，又不能不看到佛、道思想的影响。 经学我国历代训释和阐发儒家经典的一门学科。相传导源于子夏、 荀子， 真正形成却在汉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经学便成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和精神支柱。 西汉盛行由经师们辗转相传的 “今文经学”，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 《春秋公羊传》结合， 阐发所谓 “微言大义”， 借以巩固皇权。 与此同时，人们另外发现了一些儒家经典，虽有奉献，但未立为官学，号称 “古文经”。王莽时，刘歆曾利用古文经 《周礼》，鼓吹托古改制。到了东汉， 鉴于今文经学末流的空疏， 附丽于古文经学的文字训诂之学即所谓 “小学”遂代之而起。 东汉末年， 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为后世所宗。其后历代王朝都提倡经学，同时又各依当时的需要， 对经学加以改造， 至宋代发展成为理学。元代仁宗以后，规定用宋儒经注取士，理学遂古统治地位， 直到清末。 明、 清之际， 由于顾炎武等人提倡 “通经致用”，继承古文经学的传统，逐渐形成注重训诂考证的 “朴学”，以清代乾隆、嘉庆之间为鼎盛时期，号称 “乾嘉学派”，对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鸦片战争后， 康有为等又曾利用今文经学提倡变法维新，结果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封建文化， 经学遂告终结。 但大量的经学著作， 仍是研究古代语言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经学解释、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形成于汉代，后世学者往往溯源到子夏和荀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一直居于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的正统地位。汉代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学派。董仲舒阐发今文经的所谓“微言大义”，刘歆借古文经《周礼》鼓吹王莽改制，各守家法，互相攻击。东汉末年，附丽于经学的“小学”勃兴，融今、古文经于一体的“郑学”盛行。魏晋有“王学”与“郑学”之争。宋代崇尚“理学”，又形成了“宋学”和“汉学”的对立。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倡“通经致用”，一大批知识分子又埋头治学，经学复兴“朴学”古风，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鼎盛时期。鸦片战争后，康有为等用今文经学变法维新，未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经学方告终结。一部浩繁的经学历史，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学说 学说学(～术；～理；国～；家～) 说(说论；著书立～) 论(理～；进化～) 言 另见：文人 学问 造诣 ☚ 学说 学科 ☛ 各种学问 各种学问经史百家 经史百子 ☚ 学问 学问的程度 ☛ 经学训解、阐述儒家经典之学。最早见于《汉书·兒宽传》：“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两汉经学极盛，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自董仲舒始，把阴阳五行说与《春秋公羊传》相结合，把经学纳入为皇权服务的轨道。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学”、“北学”两派。唐初，孔颖达等奉唐太宗之命，编《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义理性命之学成为当时经学中的一股潮流。元仁宗时，以宋儒经注取士，理学遂占统治地位。明清科举考试同样以经学为主要内容，并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理学，提倡朴学。清乾、嘉时期的学者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形成“乾嘉学派”。清末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全面抨击古文经学，又作《孔子改制考》等，借用今文经学议论时政，提倡变法维新，使清代今文经学发展到高潮。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宣传“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经学为正统的时代终告结束。 经学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之学。语初见于《汉书·儿宽传》：“儿宽见上，语经学。上从之。”其起源常被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子夏和荀子。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材的标准，经学开始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盛衰、分合、争辩往往与当时的封建政治相关联。西汉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春秋公羊传》，开创今文经学。西汉末，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王莽采纳刘歆的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学宫，以排斥今文经学，自此开始经学上今文、古文二派的争论。从西汉末到东汉，古文经学盛行，研究文字训诂的“小学”因而兴起。东汉末，融合今古文的郑学（郑玄之学）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称为“南学”，北朝的经学称为“北学”。南学受玄学、佛学影响，陆续编出比注更详细的“义疏”。此外，还就《礼记·中庸》发挥天命心性学说，成为宋明理学的渊源。北学以章句训诂为主，墨守东汉旧说。唐初，孔颖达等奉唐太宗命编《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唐代经学结合南学约简、以玄学释经和北学深芜、引用谶纬的特点，形成义疏派。宋代经学发展成为理学。它虽依儒家经籍立论，但志在阐述义理，兼谈性命。元代仁宗以后，以宋儒经注取士，理学占了统治地位。明清之际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理学而提倡朴学。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大兴，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传统，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兼及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形成“乾嘉学派”。清中叶后，今文经学盛行，后康有为利用今文经说议论时政，“托古改制”，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根据。经学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延续有极重要关系，对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很大。直到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经学始告结束。历代经典，共有《易》、《书》、《诗》、《周记》、《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据四库全书总目，历代经书著述有1773部，20427卷。它们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 经学历代训解、阐发儒学经书之学。语出《汉书·兒宽书》：“（兒宽）见上，语经学，上说之。”先秦子夏、荀子时已有端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经学大盛。董仲舒治《春秋公羊传》，创今文经学；刘歆请立古文经博士，遂有古文、今文经学之争。东汉末郑玄兼融古、今两家，创郑学。魏晋南北朝时有以义理阐释为主的“南学”和以章句训诂为主的“北学”。唐代综合南北二学，形成义疏之学。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借儒经立论，阐发义理，兼谈性命。明清之际顾炎武等倡“经世致用”之说，以朴学反理学。清乾嘉时期学者继承古文经学传统，发展训诂之学，形成“乾嘉学派”。其后今文经学在“常州派”及康有为处复兴。“五四”后经学渐趋终结。 经学 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对象。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教授子弟学习《诗》、《书》、《易》、《礼》、《春秋》。讲授经书的人称经师，由此类人形成的研究经书的学术流派称作经学。经学主要为经书作训诂，或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典制。早期的公羊派主张阐发微言大义。宋儒释经则注重义理，故又称理学，或道学、宋学。其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清代经学自乾、嘉以后大都以汉人的经学主张为宗，兼承宋学，其研究成就超过汉、宋。经学有两大流派，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 宁都三魏 今文经学 ☛ 经学 经学历代对于儒家经典的训释与解说。“经”始于先秦，“经学”亦始于先秦。最初称“传”，如《易大传》、《春秋三传》、《诗毛传》等，后《传》亦升格为《经》。汉代因《经》之传授与解说既有观点与诠释的不同，又有经文来源的不同，故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野。治《经》家派林立，各有门户，故不但有依《经》而划分的“易学”、“诗学”、“礼学”、“春秋学”等，更有依“家”而别的“施氏易”、“孟氏易”、“费氏易”、“大戴礼”、“小戴礼”、“庆氏礼”、“欧阳尚书”、“夏侯尚书”、“公羊学”、“左氏学”等。至郑玄，囊括大典，纲罗众家，形成“郑学”的一统天下；魏王肃以驳郑为旗帜又建立“王学”，魏晋时期即为经学之王、郑相争的时代。东晋与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治也带来了经学的隔离，形成“南学”与“北学”。唐代官修诸经《正义》，是为“义疏”之学；宋明以义理为重，缘经寻理，乃以“理学”为大宗。清代盛行朴学，重训诂考据，形成“乾嘉学派”，后期又有辑轶整理之学。近代西学传入，新文化兴起，方与传统之经学作最后之诀别。故经学之历史，实伴随中国封建社会之始终，中国传统之思想文化，其主体、其实质，也正是封建时代之思想文化，故经学实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 ☚ 经 孟子 ☛ 经学jing xue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经学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包括有哲学、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说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经学”一语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孔子整理删定古代文献《易》、《诗》、《书》、《礼》、《乐》、《春秋》，用以教授弟子。孔子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研究这些文献。《诗》、《书》、《礼》、《春秋》由卜商（子夏）传授，《易》由商瞿（子木）传授。这是经学的起源。除《乐》早已失传外，其他五种典籍在战国时传授不绝。秦代焚书，因《易》系 卜筮之书不焚，《诗》、《书》、《礼》、《春秋》虽焚而不绝，或被藏于屋壁地下，或由学者记忆口传。汉初除“挟书令”，各种典籍渐次复出，在民间传授。《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齐鲁是当时传授儒家经典的两个中心，故汉初经学有齐学与鲁学两支。武帝初，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引起“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同上）。建元元年(前140)，武帝诏令大臣、诸侯举贤良，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得到武帝认可。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每经均置博士，博士下置弟子。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以选拔为官。元光元年(前134)，诏问：“何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同上）董仲舒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被武帝采纳，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引起经学各派之间的激烈争夺。各派各家严守“师法”、“家法”，党同伐异，争论不休。为了协调经学内部各派别的关系，发挥其统治思想的作用，中央政权对经学进行了一系列干预。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召开了讨论《公羊》、《穀梁》异同的经学会议。讨论结果都是增设博士员额，给更多派别以官学地位。到宣帝时为止，已设立14个学派的博士。这14个派别是：《易》学的施雠、孟喜、梁丘、京房四家，《诗》学的齐诗、鲁诗、韩诗三家，《书》学的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礼》学的大戴、小戴二家，《公羊春秋》的严氏、颜氏二家。四家《易》皆出于田何，《鲁诗》出于申培，《齐诗》出于辕固，《韩诗》出于韩婴，三家《书》皆出于伏胜，二家《礼》皆出于高堂生，二家《公羊春秋传》皆出于胡母生。《穀梁春秋传》亦于宣帝时立为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内。以上立为博士的经学各家全部属于今文经学派。其经书都来源于汉初学者口授，而以汉代文字写定。秦代焚书时被埋藏起来的经书，汉初以来也逐渐发现。鲁恭王刘余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尚书》、《论语》、《礼》、《孝经》，凡数十篇。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集到不少先秦古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宣帝时，河间女子拆除旧屋发现《易》、《礼》、《尚书》各一篇。《毛诗》则由赵人毛公传授，《左传》则有兆平侯张苍、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敝、大中大夫刘公子传习。以上书籍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皆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在民间传授，《毛诗》和《古文尚书》在河间王的封国也曾立为博士。但西汉朝廷未立古文经学博士，古文经学一直处于民间私学地位。今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字体不同，词句篇章有差别，书籍种类也有差别，两派研究者对于经书的观念、对于古代制度及人物的批评亦有不同，研究经书的学术方向更有不同——今文经学重在发挥经书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重在训释文字、名物、制度。随着古文经学势力的积聚增长，与今文经学的斗争尖锐起来。成帝时，刘歆与父刘向在天禄阁校理朝廷秘藏书籍，发现《左传》后认为《左传》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哀帝时，他建议将古文经《左传》、《毛诗》、《逸礼》立于官学，与今文诸博士发了激烈争论。王莽夺取政权过程中利用今文经学和谶纬制造舆论，取得政权后又利用古文经学作为复古改制的依据。因此，王莽保留全部今文经学博士的同时，增立《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经学博士，使古文经学一度取得官学地位。东汉光武帝即位，立今文经学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但尚书令韩歆上书，建议立古文《费氏易》及《左氏春秋》，争论结果虽立《左氏春秋》博士，旋因所立《左氏春秋》博士李封病卒而废。章帝建初元年(76)，贾逵作《长义》41条，认为《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学张目。博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与诘难贾逵，维护今文经学。建初四年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经过辩论，在“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后汉书·贾逵传》)的基础上，把经学统一起来，作出了规范性结论。会议形成的《白虎通议》多采用今文经学观点，也肯定了古文经学的不少解释。以后汉代经学沿着今古文融合的道路发展。虽然直到桓帝、灵帝时还发生了何休与郑玄关于《公羊传》与《左传》优劣的争论，但今古文两派的壁垒早已不十分分明了。东汉经学大师杜林、郑众、贾逵、马融注经往往兼采今古文说。许慎撰《五经异议》，更把今文说、古文学并列。至郑玄便混乱一切今古文的家法，而自成一家之言，遍注今古文经书，成为两汉著作之多首屈一指的学者。当时的学者叹服郑玄经述的渊博，纷纷宗从。郑学的盛行标志着经学今古文派的合流。汉代经学极为繁琐。今文经师为经书作章句解说，古文经师为经书作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考释，使得经书的解释越来越繁。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的涵义大十余万言，说“日若稽古”四字就有四万言。但汉代经学在学术文化史上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三国魏王肃崇释贾逵、马融而反对郑玄之学，综合各家通注群经，所注《诗》、《书》、《礼》、《论语》、《左传》及其父王朗所作《易传》，西晋皆列于官学，借朝廷支持而盛行，“几欲夺郑学之席”，经学史上称为王学。其特征是吸取道家的无为学说，改造了儒学的天命观，清除了郑玄之学的若干谶纬迷信。南北朝时，以皇侃、贾甝为代表的南朝经学家兼容郑学和王学，陆续编出比经注更详的“义疏”，经学史上称为南学。其注《易》多以《老子》、《庄子》发挥义理，一反汉代经学家以阴阳五行说《易》的传统，显然与玄学思潮高涨有关。以徐遵明、熊安生为代表的北朝经师亦编成各种经书的义疏，比较拘守郑服虔、何休之说，不愿别出新义，极少受到玄学影响。南北朝时代是形成以传明经、以注明传、以疏明注的经学传统的重要时期，成为唐代疏注之学的先河。唐初，孔颖达等奉太宗之命编《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之依据，形成经学的义疏学派。《五经正义》企图统一南学、北学，但因坚守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治经原则，并未形成统一思想体系。皮锡瑞《经学历史》指出其中的三种矛盾：“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以至明末清初。理学各派均通过注释、解说、议论、引用经书发展思想，理学家无不为经学家。着重研究的经书首先是《周易》(主要是《易传》)，通过注疏《周易》阐述对于宇宙人生的见解。又借用《春秋》微言大义发挥“尊王攘夷”的主张。还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特别给予重视。这种新儒学标榜继承儒学正统，实际暗取佛学和道教思想，着重研究性命义理。理学起于北宋，经南宋而进一步发展，到明代更有新的发挥，治及清初渐趋衰落。明清之际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理学，提倡朴学。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上承古文经学传统，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形成乾嘉学派。其于古代文献之校刊、辑佚、辨伪和典章制度研究颇有成就。清代中叶以后，以庄存与、刘逢禄为首的常州学派多兴今文经学。清末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全面抨击古文经学，又作《孔子改制考》等书，借今文经学议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使清代今文经学发展到高潮。至五四时期，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经学才告结束。经学的历史长达二千余年，其沿革变迁、辩争分合、盛衰消长，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密切相联。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形式给中国史学、文学、艺术发展以广泛影响。历代经典共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围绕诸经产生了数量浩繁的著述，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之著作即达1773部，20427卷，成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史学、文学、艺术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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