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商学派

战国时齐法家与秦法家的合称。齐法家是发展管仲政治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其观点集中体现在战国时编成的《管子》原本中；秦法家是受晋法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商君书》中。分别以管仲和商鞅为代表。他们都主张推行法治，但又略有不同。管仲认为在法治的同时应容纳进礼仪教化。主张 “尊君”，认为 “安国在乎尊君”，而尊君则须“礼”、“法”并用。即以“礼”来维护等级秩序，“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管子·君臣下》)；以“法”来贯彻君主意志，统一行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则谓大治”(《管子·任法》)。商鞅则“贵法”，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主张国君以法为准绳，治理国家；并用法来集中权力，使旧贵族不能任意为非，同时又用法来压制庶民。战国末时已把管仲、商鞅并提，称“商管之法”(《韩非子·五蠹》)。

管商学派

战国时期法家的一个学派，是齐法家与秦法家的合称。它以管仲与商鞅为旗帜，以《管子》与《商君书》为代表作品，其思想观点影响于整个战国时期。《管》与《商》，既有大同，亦有小异。其大同者，即为“管商学派”的基本观点。经济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商君书·农战》)在农业中，又特别注重粮食生产，“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管子·治国》)农业是衣食之源，是国家财政之源，也是用兵打仗的物资来源。政治上则主张法治，“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商君书·定分》)《管》与《商》虽同主法治，然又很有差别。商鞅绝对地排斥礼义、德教，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商君书·去强》)而《管子》则兼重法教，把法势与道德教育统一起来，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在暖衣足食的基础上还要讲究礼仪道德，甚至提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管仲传》)《管》、《商》之书，战国时期曾广为流传，《韩非子·五蠹》言：“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然由于不能认真实行，亦无济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