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作为一个农业省，虽然资源较多，物产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农业总体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广大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
18世纪20～30年代，云南省经过废除勋庄、屯田和改土归流，农村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封建地主经济已居于内地农村经济的主导地位。昆明、玉溪、大理、楚雄、曲靖、保山、建水等州府“商旅云集，货物充斥，马帮络绎”，地主经济比较发达。而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差别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奴隶经济和氏族、部落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就是内地地区的生产力差异也很大，一般平坝地区高一些，丘陵地区次之，山区普遍较低。清咸丰、同治年间，农村不断扩大鸦片种植，云南农业走上了一条畸型发展的道路。至20世纪20年代，全省鸦片种植高达13万多公顷，占当时全省良田好地的1/4，使农牧业生产要么萎缩，要么发展十分缓慢。20世纪30、40年代云南农业主要指标见表9-1-1。

表9-1-1 20世纪30、40年代云南农业主要指标

年份	粮食产量 （万吨）	主要经济作物产量 （万千克）			主要牲畜存栏数 （万头）
		棉花	蚕茧	烟叶	牛	马	羊	猪
1933	385.25
1934 1935 1936 1937	423.3 408.05 414.15 350.4				114.30 151.90 132.80 102.70	75.00 47.10 38.70 34.19	171.00 61.20 64.60 79.38	235.60 269.60 284.50 276.10
1938	354.5	355			100.84	42.65	82.71	291.77
1940		320	17.90	0.19
1941 1942 1943		310 315 375	18.735 42.305 14.945	6.18 46.075 94.655	83.42	46.81	137.61	221.65
1944 1945	326.3 330.35	180.5	20.39 14.67	90.00
1946	309.75		6.605	325.515
1947	310.25	175.5	8.06	772.765

（续）

年份	粮食产量 （万吨）	主要经济作物产量 （万千克）			主要牲畜存栏数 （万头）
		棉花	蚕茧	烟叶	牛	马	羊	猪
1948	308.1	194	8.145
1949	393		6.20	220.00	279.55	55.15	205.11	272.48

护国运动后，云南处于军阀统治和混战中，自然灾害不断，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生活极端困苦。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自民国13年(1924年)以后的五六年内，“云南各地水旱灾频发，饥馑频臻，民难安居，大理等属震灾，迤东等属霜灾，加之外省逃难至云南者繁多，供给不足，米价陡涨”，当时，每斗米价由十余元（当时贷币）上升到三四十元。米运入市，即被抢购一空，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无米下锅，举家服毒自尽，投水而亡的事情，日有所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14年(1925年),39个县近9万公顷的粮食作物遭受霜灾、雹灾，受灾农民56.6万户，314.5万人，死亡24.5万人。《昆明县志》记载，昆明县粮食亦不能自给，必须从邻县调入，农民生活是“贫家作苦，计菜二器，饭数盂，日费三四十钱，而腹已果，然岂待过求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在自给半自给基础之上的云南农业已十分脆弱，由于山多，交通不便，自给不能自足。1920年以前一直净调出粮食的云南省，由1921年起变为净调入，且数量越来越大，解决吃饭一直是最大的问题。农业生产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粗放耕作，仅能维持低水平的温饱，提供的商品微不足道。由于社会、自然多种原因，云南农业生产力长期遭受破坏，造成农业凋敝，使大部分农户濒于破产，生活极为困难，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常处于饥饿状态，衣食住行条件极差，更谈不上享有医疗卫生教育及精神文化生活。
(1)农村的大量耕地被地主、富农所占有。据1951年11月《云南省土地调查报告》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内地广大农村（特别是汉族地区），土地占有更加集中，占农户人口9%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包括由他们把持的公田）的70%，而占总农户91%的自耕农、中农、贫雇农，仅占有不到30%的耕地，并且良田好地基本上由地主富农把持。据抗战胜利后对师宗县的调查，“全县可耕地大部分为地主所有，农民所需耕地多系租佃而来，租额甚重，几乎全为主佃各半之分租。耕地所需资金，亦全靠高利贷而来。”
(2)农民承受着残酷盘剥。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农村的封建剥削主要有：租佃剥削、高利贷剥削、雇佣剥削、利用政治特权的剥削等，其中租佃剥削又包括地租和押金、额外剥削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全由农民负担，加之地租很高(据调查，20世纪30年代，全国平均地租占正产物收获量的43.22%，云南一般要占50%～70%)，歉收不减租，丰年要加租，榨尽了农民的血汗。沾益县新屯村1949年全村产粮13.1万千克，村中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是：地主895千克，富农388千克，贫农143千克，贫农粮食一般不够吃。
(3)农民生活饥寒交迫。由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状况逐步恶化。师宗县农民“每年辛苦所得，除自耕农勉可自给外，大多数佃农及半自耕农除缴纳地租及偿还借款本息外，已无剩余可言。一般农民收入少，而支出多，生活极为困苦，又无副业收入可资补助。加以各种摊派繁重，半自耕农则被迫出卖仅有的田地，赖以维持。佃农则多有负债而逃亡他乡。”贫雇农家庭一般难以糊口，一年中至少半年得靠“瓜菜代”（包括挖野菜）。农民住房条件很差，许多农民住在十分简陋的茅草房中，甚至栖身岩洞、破庙。农民一件衣服四季穿用，一些边远山区农户的小孩长到10多岁仍没有衣穿。农民家中家具财产少得可怜，贫困户更是家徒四壁。据20世纪40年代对禄丰县的调查，该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利便利，本应是一个农业生产发达、农民生活较好的县，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十之八九皆衣不蔽体，食不饱腹”。
(4)尚处于奴隶制的少数民族农民生活更为凄惨。新中国成立之前，居住于小凉山的宁蒗县彝族约5万人，中甸的藏族和西盟县的部分佤族仍处于奴隶社会，奴隶们既受反动政府的压榨剥削，更受当地土司、头人惨无人道的盘剥。他们终身被奴役，还常被打骂、出卖、关押、残杀，基本上是一群会说话的“活牲口”，生活连牛马都不如。
(5)农民寿命短，死亡率高。由于劳动强度大，营养缺乏，加之云南历史上被称为“瘴疠之区”，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广为流行，而全省半数以上的县无卫生院，医疗条件极差，健康无保障，农民生了小病无钱治疗，生了大病就只有等死。据1940—1944年对呈贡县的人口普查，男性预期寿命仅为33.8岁，女性为38岁。全省人口死亡率近20%，平均寿命仅为36岁。而在边远山区，农民的死亡率更高，平均寿命也更短。
(6)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文盲充斥。1949年，云南省农村教育极为薄弱，边疆、山区基本没有中小学，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农村更低，勉强能够上学的农村孩子升入中学的极少。全省人口中文盲占85%，农村则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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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农民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下，生活非常困苦。据郎岱（现在的六枝特区）、纳雍、思南、都匀、湄潭、镇远、正安、兴义8个县（市）44户农民的家计调查，1938年人均纯收入50.9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下同)，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46. 5元，占91. 36%，其他非生产性收入4.4元，占8.64%。1943年在连续4年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纯收入才又回升到49元，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占到93.67%。这主要是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地方军阀割据和战乱局面已告结束，省内四大公路干线相继通车，农副产品市场相对扩大，加之国民党政府农业科研机构迁入贵州等等因素，才促进农村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945年以后，因社会动荡，苛捐杂税日益繁重，恶性通货膨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贵州农村经济走向停滞和萎缩。到1949年，这些农户收入又下降到48. 3元，比1938年下降5. 11%，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下降7.96%。
由于收入减少，生活消费自1938年以来逐年下降。1938年这些农户全年人均生活消费42. 9元，其中物质生活消费品支出41. 7元，文化生活服务支出1. 2元。在物质生活消费品中，食品支出25. 3元，衣着支出4. 2元，燃烧支出4. 6元，住房支出5. 6元，用品支出2元。194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又减少到41.8元，下降2.56%。其中，物质生活消费品减少到40. 2元，下降3. 6 %(食品消费24. 8元， 下降1.98%；衣着消费4. 6元，增长9.52%；燃烧消费5. 4元增长17.39%；住房消费3. 5元，下降37. 5%；用品消费1.9元，下降5%)。
据《贵州近代史》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全省90%的农民，一年难制一套新衣，终年赤脚。贵阳附近的县有12岁的幼女、黔西北地区有18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全省有被褥的农民不到5%，很多人在火堆旁过夜，或宿稻草窝，或盖秧被。由于贵州素不产盐，食盐昂贵（斗米斤盐），很多农民只能杂粮、瓜菜充饥，或只能吃点“吊盐”(把盐块吊起，吃饭时将盐块在蘸水碗里涮几下)。全省有50%以上的农民居住草房或窝棚。农民因生活极苦而体质很差。1939年7月至1946年6月，贵阳地区的人口死亡率达24%。1939年，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0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