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金融事业发展概况

1949年初，皖北、皖南两个行政公署，分别组建人民银行皖北、皖南分行，均直属华东区行管辖。皖北分行行址设在合肥，5月1日成立；皖南分行5月12日在屯溪成立，后迁至芜湖。人民银行从民国政府金融机构接收的仅属其不动产部分和营业器具，营运资金主要依靠老解放区全力支持。从1949年至1952年，皖南、皖北分行积极响应中央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号召，配合有关部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整顿私营银钱业和币制。至1949年底，除偏远山区仍存在以物易物交换外，人民币已成为全省城乡唯一合法通货。1950年3月，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有关实施办法，开展现金管理工作和加强机构与业务建设，加强对私营银行钱庄的管理。从1952年起安徽的金融业务由人民银行统一经营。9月，皖南、皖北分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
“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在城市增设储蓄网点，城市金融着重支持国营工商业发展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普遍组建信用合作社，到1956年建成3865个，实现了乡乡有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65.7%。金融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8年，银行工作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干扰，干部被大量裁减或借用，规章制度被当作“束缚人们思想的框框”予以废除，信贷支持全民炼钢、全民办工业。对以钢铁、机械为中心的工业敞开供应流动资金；对商业贷款放松管理，商业收购多少物资，银行就供应多少资金，在哪里收购就在哪里供应，什么时候收购就什么时候供应。至1962年期间，市场货币流通量大于商品库存，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猛涨。1962年人民银行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工作六条），控制货币发行，消除通货膨胀，加强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监督，配合有关部门组织企业清仓核资、增收节支，压缩基建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经过三年调整，1965年末全省银行各项贷款余额比1962年末下降4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下降19.36%，改变了票子偏多的状况。同时各项业务规章制度也得以恢复和补充，金融秩序趋向正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各级人民银行普遍被“造反派”夺权，组成“革命委员会”，省分行和中心支行被取消名称，与地方财政部门合并成财政金融局，大部分人员下放劳动，仅留少数人办理金融业务。金融秩序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1972年9月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初步澄清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金融工作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原则上发生的混乱，对银行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会议之后，安徽的金融工作出现转机。1973年人民银行省分行和中心支行从财政部门分出，单独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行使领导职权。1975年正式恢复银行名称及行长和副行长职务名称，各项规章制度重新贯彻执行。安徽金融机构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频繁变动，业务也几经波折，至此才重新走向稳定。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省人民银行拨乱反正，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调集被下放劳动和调离金融战线的业务骨干归队，壮大了业务力量。
1979年起，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安徽金融事业步入迅速发展时期。1978年至1985年，省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保险公司、工商银行先后与人民银行分设，省建设银行1984年纳入人民银行的信贷体系，业务上受人民银行领导，1985年起省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标志着全省银行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至此，全省基本形成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金融系统逐渐成为全省社会资金融通的主渠道。此后，金融机构多元化取得较大进展，交通银行分支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和众多的城市信用社、农村金融所陆续成立。银行业务和非银行金融业务在新形势下蓬勃发展，恢复了过去一度摒弃的租赁、抵押、担保、承兑、信用卡等金融手段，服务领域不断扩大。以同业拆借市场为先导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壮大，初步改变了资金融通“条块分割”的状况。国际金融合作范围日益扩大，对外金融业务稳步发展，外汇、外债管理逐步改进和加强。金融管理向规范化迈进，金融宏观调控由指令性的“统存统贷”计划管理，经过“差额控制”管理，转向以“实贷实存”为基础的指标与资金双重控制。各个方面的金融改革“渐进式”推进，与业务发展融为一体。金融工作在加强和改善全省资金的宏观配置与总量调节、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至1992年底，全省共有金融机构10478个，职工81299人，其中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机构4604个、职工52723人。各项存款余额554.1亿元，其中国家银行393.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704.8亿元，其中国家银行585.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