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氏呈请释回送遣之子案

本案发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浙江人童氏之子邵懋春因触犯其母，被童氏呈送发遣广东。后遇嘉庆十九年恩赦，浙江巡抚曾询问童氏愿否领回其子，童氏不愿领回。后邵懋春之妻从配所回原籍，声称邵懋春到配所后，追悔前非，业已改过。童氏念骨肉之情，愿子回归，具结求释。按因触犯拟遣之罪定例，遣犯只有“恭逢恩赦始准其查询犯亲愿否令其回籍”，如赦限已过，再声请释回发遣之犯，则没有先例。本案中邵懋春应否释回，浙江巡抚疑而不能决断，于是请示刑部。刑部认为，从送子发遣之案遇赦得准向犯人之父母查询的规定来看，为子者应否回归，权在其父母，这是法外之仁，目的是为了“委曲教孝”，让儿子孝顺父母。本案邵懋春之母童氏之所以遇赦时不愿其子回归，据童氏讲，是因为其子邵懋春发遣时间不长，不知其情性改悔与否；刑部认为，假如那时邵懋春已经改悔，则童氏已有愿令其子回归之意。今童氏既已表示愿释回其子，那么再让邵懋春羁留配所，就不合乎天理、人情了。因此刑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似可推广皇恩，“准其释回”，即令广东巡抚饬下属查明将邵懋春解交原籍，照例减徒折枷释放结案。刑部还决定：“此后如有似此案情，均可照此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