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名炳麟，字枚叔，曾名绛，别号太炎，以别号著称于世。浙江余姚人。出身书香世家。早年曾从“国学大师”俞樾学习，经学、史学、文学造诣很深。甲午战争后开始参与政治活动，积极参加康梁的强学会，并为《时务报》撰文，笃信改良主义救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遭通缉，出逃台湾，亡命日本，结识孙中山。此后他剪发辫，“谢本师”，修改《訄书》，认识到改良主义“违于形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1903年同蔡元培一起组织爱国学社，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曾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批驳康有为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论调，斥“载湉（光绪皇帝）小丑，未辨麦菽”。因此触怒清廷，被捕入狱三年。在狱中仍矢志不渝；策组光复会，潜心钻研佛理。190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参加同盟会，并担任《民报》主编，撰写不少批驳改良、宣传革命的文章。帮助人们划清革命派和保皇派界限，影响广泛而深刻，为从思想上准备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1909年脱离同盟会，重组光复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曾任南京临时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又因反袁被软禁北京，袁死后才获释。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失败后曾发动联省自治，反对北洋军阀。五四运动后思想日渐消沉倒退，埋头于学术，做所谓“保存国粹”工作，参与军阀孙传芳恢复孔教的“投壶礼”活动，倡言“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他“用自己的手造的和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由“趋时”的革命派知名人士，变成“复古”的名流(鲁迅：《章太炎先生二三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其哲学思想早期有近代唯物主义倾向，成熟时期形成的却是以佛学唯识论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注重研究道德问题的突出代表，其伦理思想丰富而复杂。不仅专门写过《革命之道德》等文，而且其伦理思想又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环节。他提出道德起源于人的官骸、感官、嗜欲的观点，认为“兼爱既济之道，即由官骸而生”，“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故“一切道德，皆始自利”(《章太炎选集》，86页)。指出在人们社会交往中生善恶，认为“夫善恶生于自利，而自利非善恶”，个体自利行为本不具有道德属性，只是在同他人发生关系时，“自社会言之，则有善恶”，“独夫为我，即曰‘贪贼’；能近取譬，即曰‘仁义’”，反对儒家人性先天或善或恶论。又进一步论证了道德不能离开物质基础，“孔不能舍刍豢”，“释迦亦不能废菜果”，“故内圣外王，无不托始于六根三欲，制为礼义，所以养欲给求，而分之度量分界”。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提出了“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命题。认为“夫人不与社会相扶助者，是势所不能也”，人离开社会不能“独活”，自利与利社会的统一才是善，故离开道德，社会也就不能生存。进一步指出“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没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讲道德，革命不能胜利，“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革命之道德》)。据此批判了“湛心荣利”的儒家道德和专营自利的资产阶级道德。还提出革命者应当遵循的“知耻”（明辨善恶）、“重厚”（注重实行）、“耿介”（正直廉洁）和“必信”（信仰坚定）四个道德规范。提出善恶“俱分进化论”为道德发展规律。认为在道德发展中“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民报》第7号)。提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他按职业把社会中人划分为十六种，认为由于职业不同，决定其道德水平的高下，其中“农人于道德最高”，官吏等人“多不道德者”，其“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也愈远”。认为道德靠自身发展，永远达不到尽善无恶境地。章太炎的伦理思想中也包含着一些消极的方面。如认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国家既非自性实有物，则凡言爱国者悉是虚妄”(《民报》第17号)；想靠佛理振兴道德，“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甚至认为“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民报》九号)；看到“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的冷酷现实，就走向了“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五无论”的道德悲观主义等。一生著述甚多，但文字古奥难懂。主要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解放后编辑出版的有《章太炎选集》、《章太炎政论选集》，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章太炎全集》。

135 章太炎

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主张资产阶级道德观点，与其革命思想和实践相适应，首先提出救亡图存的“革命道德”论，“无道德不能革命”，要革命，“则唯有道德者可以获胜”，充分肯定道德对革命的促进作用，甚至把道德夸大到关乎“亡国灭种之根极”的地步，提出“知耻”(明辨善恶)、“重厚”(注重实行)、“耿介”(正直廉洁)、“必信”(信仰坚定)四条道德规范，以此要求革命者献身事业。其次，在善恶问题上，主张善恶并进的 “俱分进化”论，认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并据此把人按职业分为十六等，认为人的道德与职业密切相联，农人于道德最高，官吏于道德最低，人因其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道德的进化与退化。虽然讲“善恶并进”，但强调的却是“恶”的方面，从“人性本恶”出发，断定愈文明、愈进化，道德愈堕落，导致“进化绝望论”。再次，在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上，认为道德起源于宗教，宗教可以起到净化道德的作用，企图借助宗教来推行新道德，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狂热地鼓吹宗教伦理，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

章太炎1869-1936Zhang Taiyan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初名乘， 后名炳麟， 字枚叔， 因仰慕顾炎武 （本名绛） 和黄宗羲（字太冲） 的为人， 更名绛， 号太炎， 后以号行于世。浙江余杭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从外祖父和父亲习诵儒家经典。1890年 （光绪十六年）入杭州诂经精舍， 从朴学大师俞樾学习经史。1895年受甲午战败的刺激， 为挽救民族危机， 投身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寄费报名加入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1897年赴上海， 任 《时务报》撰述， 宣传改良思想。但他尊信古文经学， 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的今文经学和孔教， 常与梁启超、麦孟华等发生争执。后愤而离开 《时务报》 馆， 往返于沪杭间， 参与 《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次年春到武昌，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 筹办 《正学报》， 因政见不合被逐。遂赴上海， 主持《昌言报》。9月戊戌政变发生，遭到通缉， 被迫避地台湾， 任 《台湾日日新报》记者， 发表诗文多篇， 抨击慈禧太后等封建顽固派。次年， 编订论文集《訄书》。夏， 赴日本， 结识孙中山。秋，返回上海，编《东亚时报》。1900年7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国会， 因反对其既 “排满” 又 “勤王” 的矛盾主张， 当场剪辫示绝。此后大倡排满革命。1902年春再度逃亡日本， 与孙中山订交。又与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大会宣言，号召推翻清朝。1903年春应蔡元培邀请赴上海，担任“爱国学社”教员。6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 “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 的改良主义观点， 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传诵一时。又为邹容 《革命军》作序， 誉之为 “义师先声”。《序 〈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录先后在上海 《苏报》发表， 引发 “ 《苏报》 案”， 遂被捕入狱。1904年蔡元培利用探监机会与之商定成立光复会。1906年6月刑满出狱， 赴日本参加同盟会， 任 《民报》主编，与改良派论战，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1908年10月 《民报》被日本政府查禁后，居东京讲学和著述， 撰有 《文始》、《小学答问》、《方言》、《国故论衡》等。其时， 因与孙中山在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民报》经费和 《民报》续办等问题上有分歧，于1909年 （宣统元年） 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 与同盟会分道扬镳。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次年1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5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任副理事长。拥护袁世凯当总统， 并受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1912年冬任东三省筹边使。次年4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毅然投入反袁行列，遭到袁世凯软禁。在3年软禁期间，严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两次出逃，两番绝食， 并曾以袁世凯亲授的大勋章作扇坠， 诣总统府之门，大骂袁包藏祸心。袁死后获释。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 任秘书长。五四运动后渐入颓唐， 反对新文化运动， 反对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主张抗日救国。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致电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同年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 出版《制言》杂志。1936年6月14日因气喘病逝。著作结集有 《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近年出版有《章太炎全集》。

章太炎1869—1936Zhangtaiyan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初名学乘，曾改名绛，字枚叔，别号太炎，以别号著称于世。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曾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甲午战争后参加强学会， 为 《时务报》编撰， 1906年参加同盟会， 任 《民报》主编。“五四”运动时反对新文化运动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倡尊孔读经，政治上“渐入颓唐”。反对袁世凯称帝，晚年呼吁抗日。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著述极多，结集为《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上海人民出版社，从1982年开始，陆续分册出版《章太炎全集》
章太炎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认为道德决定国家的兴亡和革命的成败。把人按职业分为十六等，认为人的道德与职业密切相关，农人道德最高，官吏道德最低，其目的是激励革命党人自觉加强革命的道德修养。强调“一切道德，皆始于自利”。反对孔教，认为孔教使人追逐功名利禄，主张以佛学增进革命道德，认为只有提倡佛学，建立佛家视肉身之我以及客观物质世界为虚幻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才是建立革命道德的正确途径。章太炎从佛理角度论证了道德的起源，认为人的意识活动有“我爱、我慢、我见、我痴”四种，人性虽有善有恶，但人性主要是恶的(因为人皆有我慢心，好胜心，因此，出现无穷的争斗，便出现了恶)章太炎借佛教法相宗的语言，宣扬了天赋道德观念，在善恶苦乐问题上，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苦乐和善恶，都是双方同时并进的，人类为了追求这种快乐，所付代价，所受痛苦是他物所没有的，如只幻想在进化过程中只增进善和乐“其迷与求神仙无异”，因此，人类社会并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要达到制恶的目的，他公开主张退化，提出退化的五大步骤：即由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章太炎的品德伦理思想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对本阶级的前途丧失信心的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他指靠佛学唯心主义增进革命道德，推动革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最终必将把人们引上歧途。

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又名绛，字枚叔。浙江余抗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赞助改良主义，1897年任上海《时务报》编辑，戊戍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0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创办《苏报》，因为在《苏报》上发表革命言论而入狱，出狱后再度流亡日本，参加同盟会，担任《民报》主编，力主革命，同康、梁等改良派论战。辛亥革命后曾参加“护法”运动，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以后著书讲学，遂脱离现实，宣扬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反对“攘外必先安内”。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清代传统的经学和考据学，属于文经派，又敏锐地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早期哲学思想具有唯物论倾向，认为“以太”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强调人的精神依赖于人体，否定灵魂不灭说和鬼神论，强调人们必须通过感官来认识世界。宣传进化论，认为“人之始皆一尺之麟也”，并强调“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又认为进化是事物的“渐思渐变”，“以思自造”的过程，甚至认为原子、空气、金属等都具有精神意识，并用生物竞争的规律解释历史。后期杂揉佛教、老庄、康德、休漠等人的学说，形成唯心的思想体系，认为阿赖耶识高于一切，永恒不变，“此识含藏万有，一切见相皆属此识枝条”。又把认识主体作为现象的原因，主张外在事物服从自己的内心。另外，还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人类历史善和恶、苦和乐双方并进. 章太炎学问广博，一生著述极多，在史学、语言学、文学、逻辑学诸方面都有贡献，宣传革命的诗文，影响也很大。但文字古奥难懂。著作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已陆续分册出版《章太炎全集》。

章太炎1869—1936

反清革命家、政论家，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字枚叔、炳麟，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笔名章麟、章缁、绛叔、西狩等，浙江余杭人。幼读经史，根底深厚。1897年报名参加上海强学会，参加《时务报》编撰工作，以学派不同，与梁启超等不和，遂辞去，往返沪杭间，任《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等报撰述、主笔。戊戌政变后逃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曾赴日，见过孙中山。1899年9月，返上海，参加《亚东时报》编务，出版学术性专著《讯书》。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剪辫换服，矢志反清，在《中国日报》上发表《解辫发》《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等文章，激烈鼓吹反清复汉。1902年再次赴日，与孙中山订交，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春在上海爱国学社义务任教，演说革命，将讲词在《苏报》发表，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称《革命军》是唤起民众的“雷霆之声”，呼光绪皇帝为“小丑”。《苏报》刊载后，引起轰动。旋被清廷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入狱。1904年参与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1906年出狱，被同盟会接至日本，主编《民报》，极力鼓吹反满革命，与改良派报刊论战，撰文甚丰。其文旁征博引，笔锋犀利，令人神往，成为著名的“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名重一时。《民报》被日本政府查封后，在东京讲学著书，曾任《教育今语杂志》社长，重组光复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武昌起义后，创办上海《大共和日报》，作为他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多有指责，主张对袁妥协，与张謇组织统一党，拥护袁世凯当总统。被袁任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二次革命后转而反袁，为袁禁锢于北京，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五四运动后，退居为宁静的学者，政治上走向反动，设席讲学，先后创办过《华国》《国学商兑》《制言》等学术杂志，宣传“国学”。“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1936年病逝于苏州。他著述颇丰，对中国近代哲学、文学、史学、语言文字学多有贡献。

章太炎1869—1936

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民主派代表人物之一。名炳麟。亦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维新变法活动。1904年参与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1908年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革命，走上复古传经道路。著作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多种。对于土地问题，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的基本观点是实行“均田”。1902年同孙中山讨论土地问题时，对孙中山“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的思想表示赞同，主张“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无得佣人”； 开荒田，“得特专利五十年”，自己不能躬耕可以雇人，专利期满后出卖；“园圃薪木”和矿山土地不在均田之列(《訄书·定版籍》)。1908年在《代议然否论》 中，将均田范围予以扩大，提出凡“田不自耕”、“牧不自驱”、“山林场圃不自树艺”、“盐田池井不自煮曝”、“旷土不建筑穿治者”。均“不得有”，从而使“全国无地主”。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由主张“均田”一变而为主张“限田”。1912年1月提出“限制田产，……俟察明现有田产之最高额者，即举此为限”，“限制财产相续，凡家主殁后，所遗财产，以足资教养子弟及其终身衣食为限，余则收归国家”(《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反对孙中山的土地国有主张。1914年更退而主张“今欲惠佣耕，稍定租法”(《检论·定版籍》)。章太炎对于工商业的态度也较为复杂，维新变法时期，说：“夫天地有百昌以资人用，待工而成，待商而通”(《訄书·明农》)，主张发展工商业，“与西商格拒”，要求废除厘金，减轻工商业的税负。20世纪初转向革命以后，逐渐倾向于抑制私人工商业，认为若“劝工兴商，汗漫无制”，终将导致“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讨满洲檄》)。为了“抑富强，振贫弱”，他提出“官设工场”，“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并“使佣人得分赢利”。私人虽可“营工商”，但必须加以限制，“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私营工商业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代议然否论》)。这种不准民族资本家参与政治的主张，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宗旨的。在财税方面，主张土地税按土地种植的类别和使用情况，“相地衰征”； 商品也可根据“远近贵贱不同”，“相地而差赋税” （同上）; 并把“行累进税”作为平均负担，增加国家收入之要端。他还主张国家财政公开，“以防奸欺”，加税与否须取决于人民。借外债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章太炎的货币思想前后也多有变化，可贵的是1914年手定《检论·惩假币》时，指出金属货币与商品都是“有直” （有价值） 者，金属货币之所以能与他物交换，是因为两者都有其“直”，而“直”又出于“功” （工力），“功有多少，故直有贵贱”，金属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是“功以拟功，直以拟直”。这种观点已开始触及劳动价值论和等价交换原则。他还正确地指出，纸币是金属币的“符券”，只是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但他却错误地用造纸币的“功”与“直”不同于金属币，来解释纸币与金属的区别，不承认不兑现纸币流通的可能性，并认为兑现纸币应有十足现金准备，表现出金属主义货币观点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