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水利工程

在治理黄河和兴修水渠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的突出成就。秦统一六国后，派史禄率众开凿了“灵渠”（今广西兴安县境）。汉武帝元光(前134—前129)年间，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引渭水从长安以东开“漕渠”，直通黄河，渠长三百余里，历时三年建成后，比原来从潼关漕运粮食到长安，沿渭水上溯节省时间约二倍，又可灌溉农田万余顷。这条工程技术要求较高的漕渠渠道线路是由水工徐伯选定的。漕渠开凿成功，表明在复杂地形中选线和测量技术的巨大进步。其后不久，汉武帝又出动劳力数万人，开凿“龙首渠”，以引洛河水灌溉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40里)，渠建成后使万余顷盐碱地得到灌溉。渠道必须经过商颜山（今铁镰山），施工时为避免沿山脚明挖河渠发生的塌方现象，乃发明了“井渠法”，开凿竖井，令“井下相通行水”，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一隧洞施工的技术，是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创举。由于井渠可以减少渠水的蒸发，井渠法很快就推广到甘肃、新疆一带水分容易蒸发的干旱地区。至今在新疆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的坎儿井，就是用的井渠法。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为增加郑国渠的灌溉效益，又在郑国渠上流南岸新开六道支渠，以辅助灌溉，因称“六辅渠”，使郑国渠灌溉不到的高地得以水浇。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鉴于黄河多次决口，造成严重的水患，乃出动劳力数万人，修复了二十多年前黄河在瓠子口（今河南濮阳西南）的决口，使黄淮之间大片洪泛区，在其后数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水灾，恢复了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自此以后，汉武帝在位的后二十多年中，水利工程的兴建更是有增无已。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太始二年(前95)，接受赵中大夫白公的提议，下令开凿“白渠”，引泾水东南流入渭中，长约二百里，能浇地四千五百多顷，沿渠农民引渠水“且灌且粪，长我禾黍”，“民得其饶”，使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等记载，这时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还有关中地区的灵轵渠、成国渠和𣲗渠；河南汝南地区和安徽寿县地区引淮水及山东西部地区引汶水开凿的渠道，灌溉面积均在万顷以上。此外，在今内蒙古、甘肃和山西引黄河和汾水灌溉农田，使黄河流域水浇面积空前扩大。其中在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在秦代修建的水利设施的基础上，使这一地区河渠纵横，田畴苍翠。至于各地兴修的小型渠道和在山区兴建的蓄水陂塘，亦为数众多。近年来，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省曾多次出土过汉代陶水田、陶池塘模型。模型水田与池塘毗邻相连，中间有多条水道贯通。这些模型表明，南方星罗棋佈的小型陂池水塘，已在水稻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东南沿海地区，防范海潮浸袭的海塘工程也已兴建。总之，在西汉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盛极一时，为后世农田水利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东汉前期，对原有的水利设施进行了修复和扩建，水利工程一度又呈现活跃局面。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许杨修复和扩建河南汝南的鸿隙陂，用数年时间，“起塘四百余里”。大陂建成后，“百姓称其便，累岁大稔”，鱼稻的富饶，超过周围的郡县。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带领数十万劳工，治理黄河，修复汴渠，实为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盛事。这项工程包括修筑自河南荥阳到山东千乘（今山东高清县北）一千多里的黄河大堤；对于汴渠则开凿山阜，截弯取直，疏濬河床，加固堤防，兴建水门。经过二年施工，耗资“百亿计”，完成了全部工程。此后，黄河在大约八百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决溢改道。汉章帝建初八年(83)，又由王景领导修复已湮没多年的淮水流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陂周至二三百里，灌溉农田近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