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

书名，明朝胡缵宗辑。八卷。书前有辑者序，年分不详。另有明嘉靖三年(1524)王宠、黄省曾、马骥等人序。同年吴郡汤氏刊印。辑者是武宗正德三年(1508)进士。曾任嘉定判官、副都御史等官。本书辑秦汉二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君王及名臣所作文章。内与法制关系较密切者有秦惠文王之诅楚文，庄幸之幸臣论，赵良之说商君书，汉高祖之入关告谕诏、赦天下令诏、狱谳诏，汉文帝之议犯法相坐诏、议振贷诏、除诽谤法诏、置三老孝悌孝力田常员诏、除肉刑诏、汉景帝之令二千石修职诏、贤良诏，汉武帝之议不举孝廉者罪诏，汉昭帝之令民毋出田租等诏，汉宣帝之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诏、令八十以上非诬告等勿坐诏、益小吏禄诏，汉元帝之议律令诏，贾谊之治安策，董仲舒之贤良策，吾丘寿王之议禁民挟弓弩对，路温舒之上尚德缓刑书，赵充国之上屯田奏等多目。该书对研究秦汉法制和法律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秦汉文qinhan wen

秦代建立之后至东汉末年的散文。秦代历时短暂，又实行了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因而无文学成就可言。秦统一前出现的《吕氏春秋》和李斯《谏逐客书》，属战国散文范围，对汉代散文有直接影响。终秦之世，除诏令、奏疏及碑刻文字外，无散文名作传世，代表作家只有李斯一人。
汉代是战国之后古代散文的又一个繁盛期，作家辈出，名作林立，在内容、体式和风格上都有和后世不同的鲜明特点。它们包括论说散文和史传散文两大类，按时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自汉高祖至汉景帝期间为西汉前期，统治者实行清静无为的政治，各家学说得以并存，散文创作呈现出繁荣局面。其内容主要是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治国方略，思想上表现出拥护新兴的统一政权、激昂奋发的特点，形式上则带有战国散文的余风。较早的作品有陆贾的《新语》和贾山的《至言》，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晁错，贾文有铺采骋词的纵横之风；晁文有法家质实峭刻的特色，它们又都疏直激切，同为西汉鸿文。此期郡国作家的代表有枚乘和邹阳，他们都曾上书吴王，文章有纵横游谈之习，而思想倾向却是身在郡国，心向朝廷。另外陆贾有《楚汉春秋》一书，是汉代史传文的先声。
西汉中期包括武帝、昭帝、宣帝三世。这一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强盛，统治者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对文人在思想、行动上严加限制。作家一方面怀有为封建国家服务、建立功业的抱负，同时又感到备受压抑，有志难伸，因此，作品中既有凌厉奋发之气，又有生不逢时之悲，大都感情充沛，气势强劲，议论风发，并程度不等地受到辞赋影响。司马相如、严忌、徐乐、东方朔、司马迁、杨恽的议论文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上述特点。此外产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淮南子》，反映了推崇黄老、兼收百家的思想和文风，是汉初学术的集大成之作。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文章醇厚典正，杂有阴阳灾异之说，开西汉后期散文之先声。出现于宣帝时期的《盐铁论》，对武帝时的政策有所指摘，标志着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文风则活泼疏荡，带有辞赋特点。在历史散文中，出现了一部继往开来，雄视百代的巨著《史记》，它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进行文化建设的产物，思想和文风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开阔纵恣，雄深雅健。其开创性的体例、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史学和文学流惠甚远，鲁迅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汉元帝以后进入了西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烦琐的今文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谶纬迷信盛行，极大地束缚了作者的思想。散文创作呈现僵化和停滞状态，文风雍容典奥，带有迂腐的经学和神学气。较有成就的作家有刘向、扬雄、刘歆、贡禹、谷永等人，他们都有一些指摘时弊之作。另外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是为寄寓历史教训，宣扬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而作，但其中有一些生动传神的故事，对后世史传文和小说有一定影响。
东汉散文可以安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政治比较稳定，但经学与神学之风更盛，统治者有意提倡为朝廷述颂功德，歌功颂德并充斥神学迷信的文章便应运而生，班彪、班固父子都有这类作品。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反对谶纬迷信，是此期的优秀作品，后者的思想价值尤高。班固的《汉书》记载西汉一代历史，是《史记》之后又一部传记文学杰作，其体例和写作特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东汉后期政局黑暗动荡，经学的统治趋于瓦解。尖锐揭露时弊，探讨救世之方的政论文大量出现，著名作品有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荀悦的《申鉴》等。它们立论大胆深刻，但气势和文采不及西汉政论。另外，此期文章中骈偶成分明显增多，表现出向骈文发展的趋势。史传散文则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其中有很多传说和虚构的成分，小说意味很浓。
汉代散文尤其是西汉作品深受后代作家推崇，后人有“文必西汉”，“非先秦两汉之书不就观”的说法，足见它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