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piào hàoбанкрма)

票号

中国早期的一种融资机构。清乾隆、嘉庆年间 (1736年～1820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庄，需在四川采购铜绿，经常运银两来川，甚感不便。又见四川商人运银两到天津采购日用杂货也有同样困难，于是就有相互顶兑银两之举，两得其便。道光元年 (1821年)，日升昌遂在重庆开设分号，并正式创办汇兑业务，凡津、川间客商往来运交现银，均可就地将银两交由日升昌颜料庄汇划，甚受商界人士欢迎。日升昌办理汇兑原是解决自身购物需款的困难，故收取汇费很少，嗣后要求汇划银两的日益增多，即提高收取汇兑手续费，此项业务收益颇丰。道光四年 (1824年)，日升昌颜料庄正式改名为票号，专营汇兑银两业务，一般认为这是四川最早的票号，也是中国最早的票号。四川早期经营汇兑业务的多为山西商人经营的茶叶庄、布号、烟草庄、铁器铺等商业字号兼营汇兑银两业务进而逐渐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陕西商人道光二年 (1822年) 创办的金盛元字号后改为票号、银号。至咸丰、同治年代 (1851年～1874年)，四川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已相当普遍，成都就有日升昌、新泰厚等20余家。据光绪十二年 (1899年) 调查，重庆有票号总号、分号23家，成都有20多家，多为山西商人经营。光绪三十年 (1904年) 始有四川人乔英甫等在成都开办宝丰隆票号，在重庆、自流井等地设分号，办理省内汇兑业务。

073 票号

中国封建社会一种以经营汇兑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多为山西人经营，故亦称山西票号。产生时间，有谓明末清初，有谓清乾隆、嘉庆年间。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以后。票号初期由商人投资，后有官僚、买办化商人等投资。大多采用独资或合伙经营。先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后利用闲置资金，经营存放款业务。并发行银票和买卖货物。开始时以承汇民间款项为主，后转以官款为主。汇兑方式为分号往来制，即利用设在各地的分号，相互通汇，在无分号的地方才经过他号。每3年或4年结帐一次，盈利投股分配。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19世纪中叶后，营业兴盛，国库、省库几乎全由票号经理。银行兴起后，票号业务受影响，逐渐衰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因无法收回对清官僚的大量放款，票号受到严重打击。少数资力较厚的票号勉强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亦先后改组为钱庄或银行，票号遂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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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之后。初期主要经营汇兑业务，以后存款放款业务日益发达。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主要为封建官僚服务。银行兴起后，票号业务受影响，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因无法收回对官僚的放款，受到严重打击；少数勉强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后亦相继停业或改组为钱庄，票号遂趋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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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盛行于清代，多数为山西商人经营，故又称“山西票号”。也有江浙商人经营的，称“南帮票号”。票号在各地设有分号，初期主要经营汇兑业务，以后存款放款业务逐渐增加。营业对象大都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19世纪中叶以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营业甚盛。银行兴起后，票号业务受到影响，逐渐衰落。到20世纪20年代末，少数保留下来的票号改为钱庄，票号遂趋消亡。

票号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起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票号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而以北京为其活动中心。汇兑业务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后，上海、福州等地都成为它在东南各省的活动重点，同时它的业务也从专业汇兑发展为全面经营存放、汇兑等活动。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相当于道光初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是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其前身为颜料庄，经营铜碌，往来于京津与四川之间，获利甚厚。道光四年 (1824) 经理人见从事汇兑有利可图，遂与股东会议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其后，平遥的蔚守五连号、祁县的合盛元、太谷的志成信等票号相继出现。到咸丰十年，山西票号发展到17家，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因经营票号以山西商人居多，故有 “山西票号”之称。票号的收入来源： 一是汇兑，二是存放款利率的差额，三是利用各地银两本色差异牟得暴利。专业的票号产生后，在组织和经营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组织上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但均负无限责任。票号在创立时，由出资人 （俗称东家） 和经理出面，邀请证人3—5人，书立合同，规定资本若干两，以若干两作为一股，几年合算大账一次，盈亏按股均分。经理人顶人力股若干，另立 “万金账”，用以笼络店伙，由经理视职员劳动情况，酌定其顶人力股之多寡。所以人力股总数往往有超过资本股总数的。资本家平日不问票号的具体业务，一切由经理负责。他们只在每年年终决算期阅览账簿，合算大账期间对职员评定功过。票号资本都存贮于总号，设分号时，不另发资本，只给办事人一定数目的路费和开办费。总号对分号的关系是全局统筹，不分畛域，是一种联合组织，联络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疫转快。鸦片战争后，票号纷纷在通商口岸设立分号，将内地白银汇集到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白银的运送机关和深入内地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票号职能买办化趋势日益加深。太平天国期间，票号并担负了清政府的军饷调拨，此后几乎垄断了京饷与协款的汇解并贷款给清政府。19世纪80年代后，票号除了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之外，也开展了对近代企业发放贷款的业务。在清末修筑铁路、开发矿山、收回路矿等活动中，票号在资金上都有重大支持。20世纪初，一些与票号有联系的近代企业还利用票号在全国各地众多的分支机构代为招集股金和收存股款，表明票号资本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但就在票号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流注时，却遇到新式银行的竞争，由鼎盛走向衰落。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资金来源，大量放款又无法收回，于是伴随清政府的垮台纷纷倒闭，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新式银行所淘汰。

票号

又称“票庄”、“汇兑庄”。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织之一。起源时间的说法不一，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之后。早期票号以汇兑为专业，调拨地区之间资金，为埠际贸易服务。随着汇兑业务发展，票号利用闲置资金也经营存放款业务，不过一般只放款给钱庄。票号早期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以北京为主要活动中心。稍后，上海、苏州、汉口也成为票号在长江以南的据点。票号大多采用独资或合伙的无限责任制。票号的资金实力远较钱庄雄厚。票号推行分号往来制，总、分号联系密切，每3~4年结账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早期经营票号的全是山西商人，所以习惯上称其为“西帮”。19世纪70年代以后，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的，称为“南帮”。20世纪初，票号已有30余家，在全国20余个城市设有400余处分号，并在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号。太平天国期间及其后，票号业务主要是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饷等，从中收取汇水，并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和官僚的私人存款，因此与清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官款存入票号，均不计息；官僚私人存款给息很低，年利率仅2%～3%，有的甚至无息；而票号的放款利率一般在10%左右，得以坐享利息的差额。此外，它还利用当时各地银两平色的不统一，在折合上追求利益，有时所得还在汇水之上。来自这些方面的收益使票号的利润十分优厚。在一般情况下，票号不与外国洋行和银行发生直接联系，不过经由钱庄的中介，也经常为对外贸易融通资金。20世纪初，票号也投资中国近代工业和铁路，但其数量在票号总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新式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号的成立，过去来自清政府的各项业务大多被银行取代，票号业务渐趋衰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时间票号无力应付存户的提款和挤兑，而贷给官僚的大量款项又无法收回，导致大多数票号倒闭，所余几家资金实力较厚的票号在支撑过程中也先后改组为钱庄或银行，票号遂消亡。

票号

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中国产生于古代、发展于近代因以山西人经营为主，故又称“山西票号”。票号创于何时传说不一。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经营颜料、茶叶、盐、布等业，足迹遍及全国，为解决异地间贸易货款运现的困难，乃有商号兼营汇兑业务，及至道光初年(约在1821年～1824年间)，山西平遥人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号经理雷履泰首创将颜料号改为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大获其利，票号就此发展起来。20世纪初有票号30多家，在全国各地设有470多家分号，有的还到东京、莫斯科、加尔各答、朝鲜、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号，是票号的鼎盛时期。票号资本额较钱庄大，一般有银20万两至50万两，多为独资或合伙，负无限责任。因其发祥地和资本来源的不同而分成三派，即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统称山西帮。票号经营汇兑业务的初期以商人、商号为对象，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承汇官府和官吏的汇款，并因预收和预付汇款而逐渐发展了存放款业务，还为清政府解缴税款，举借外债，代各省垫付京、协饷，乃至代办捐纳官职和垫借新官的川旅费等，与清政府及官吏个人的关系极为密切。现代中资银行兴起以后，票号业务渐衰，辛亥革命后，票号因对官吏的大量放款无法收回，存款则纷纷提取，以致周转不灵，大批倒闭，少数勉强维持，到二三十年代也先后歇业或改组为银行、钱庄、银号，票号遂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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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多为山西人开设， 故亦称“山西票号” 或 “西号”。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大帮势力最大。其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 通常认为是清道光 ( 1821—1850)初年由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庄演变而成。有合资、独资之分， 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 自二三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不等。主要业务是汇兑，信用工具为汇票（会票）。票号受汇款人委托签发汇票， 由汇票人到汇款地点之票号（或联号）兑现现款， 票号收取一定数额汇费。随着业务的发展， 票号资力日益扩大并兼营存放款等业务。票号一般不对商人贷放现款， 只对钱庄放款。早期， 票号的活动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 票号在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国外的莫斯科、东京、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票号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京协各饷，经理国库和省库，并参与清政府卖官鬻爵等活动，与清王朝发生了特殊的关系。清末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相继成立，各省又设官银钱号，票号业务范围日窄，逐渐衰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多数票号倒闭停业。

票号

亦称“票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金融机构。盛行于清代，专门从事异地之间的款项汇兑。经营这种金融业的主要是山西商人，所以俗称山西票号。
形成 票号是适应国内商品贸易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而产生的。明代，国内商品生产和交换有了较大发展，各地之间商品贩运贸易频繁，加上明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沿长城线大量驻军，边防军需物资很多要从中原及南方采购，从事商品物资贩运贸易的山西帮商人因而日益活跃。他们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几乎垄断了北方贸易。当时国内商业清算，多依赖镖局运送现银。到明末清初，也有利用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的商号办理拨兑的，山西商人称为“克兑”或“克钱”。由于这种拨兑（汇兑）比镖局押运现银安全方便，节省费用，山西商人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遂兼办拨兑（汇兑）业务并且有了很大发展。有些商号就逐渐放弃商品买卖，专事异地款项的汇兑，从而产生了专业汇兑机构。由于办理汇兑需要会（汇）票传递，故称汇票庄、票庄或票号。根史料记载，第一家票号是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日升昌原系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经营的颜料庄，在北京、天津、重庆、汉口等地设有分庄。因兼营汇兑既可收取手续费，又可在会（汇）票传递期间无偿占用客户资金，因而获利丰厚。至清道光初年，即1821年遂改兼营为专营，更名“日升昌票庄”。其后有山西平遥县绸缎布庄蔚泰厚、蔚盛长、祁县茶庄合盛元、太谷绸缎庄志成信（其北京分号有志一堂镖局）为效仿日升昌，改营汇兑，成为票号。
发展 票号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❶从1821年日升昌设立到1850年的30年中，票号从一家发展到三帮，即平遥帮有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 日新中、广泰兴；祁县帮有合盛元、巨兴和；太谷帮有志成信等共11家。其业务主要是从事国内各城镇间的商业款项汇兑清算，并逐渐由专门从事汇兑发展到对商人办理存款和贷款业务，为商品流通服务。
❷1851～1861年的10年间，又有协同庆、协和信、元丰玖、百川通等13家票号成立，其业务除继续服务商人外，并开始与官僚和政府结托。咸丰初年，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农民运动经费，实行“大捐”，以卖官鬻爵充实财帮。票号或为穷儒寒士入都应试、走马上任，或为代办、代垫捐纳、印结，积极服务。票号财东及经理人员还直接捐纳报效，买取官衔和封典。据清档不完全统计，1852～1853年票号商人为清政府捐款达白银267万两。
❸1862～1893年30年间，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又新增19家，投资票号者已突破只限于山西商人的范围，出现了南帮票号，其中著名的为义善源和源丰润。票号业务进一步发展，由内地城镇扩展到边疆和沿海城市及通商口岸。1875年上海24家票号成立“上海汇业公所”，有了自卫的行会组织，几年内又陆续增至40多家。总号设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而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的票号，成为清王朝所依赖的重要财政支柱，不仅充当政府捐纳筹饷的办事机构，而且为户部汇兑、解缴税收，筹措和汇兑国外借款，并代理部分省关金库。
❹1894～1911年，从马关条约的签订到清王朝的崩溃，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已如胶似漆。清政府财政愈困难，愈离不开票号，票号也认为是自己发财的极好时机，无论是谁办“商款”借贷，还是外债的还本付息、认购和推销“昭信股票”、办理“庚子赔款”的汇兑缴付，均竭尽全力，此时票号又在日本横滨、神户、东京和朝鲜仁川设立分支机构，召徕生意，从而盈利陡增。大德通票号的盈利，1889年每股分红850两，1896年为3150两，1900年为4024两， 1904年为6850两， 1908年为17000两。股利的增长若以1889年为100计算，1896年为371, 1900年为473, 1904年为851, 1908年为2000(票号规矩四年为一个帐期，结算分配一次)。
❺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崩溃，票号的特权和优越条件丧失，它所收受的政府和官吏存款被逼提取，放款一时不能回收，从此一蹶不振。红极一时的票号到1914年仅剩下17家苟延残喘，到抗日战争前已荡然无存。
票号虽然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服务于商人资本和商品交易，但不久它即与政府和官吏相勾结，从事政府金融活动，从而随着封建政权的垮台而被淘汰。在晚期虽与近代工业有过接触，但时间短又非重点。它作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曾经在国内市场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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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最大。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其主要业务是汇兑，信用工具为汇票 （会票） 票号受汇款人委托签发汇票，由持票人到汇款地点之票号 （或联号） 兑现现款，票号收取一定数额汇费。早期票号的活动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或华北各省。19世纪末以后，票号活动范围有很大扩展，甚至在莫斯科、东京、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号。19世纪后半期，票号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协饷、经理国库省库，并参与清政府卖官鬻爵等活动，与清王朝发生了特殊的关系。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票号倒闭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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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信用机构。又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盛行于清朝。最早的一家票号是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颜料庄，在北京、天津、重庆、汉口等地设有分庄。因兼营汇兑，获利很多，便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票号以山西商人居多，历史上习惯称为山西票号。同治以后，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的，称为南帮票号。山西票号又有祁县、太谷、平遥帮，在全国二十几个省设有分号，甚至在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号。票号资本最初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中后期有封建官僚和买办商人入股。票号业务主要是埠际汇兑，其次是放款。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十分密切，它在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代办官款存放借垫方面，有着经理国库和地方省库的作用。票号还交接官场，接受大官僚存款，代为清政府卖官鬻爵和为地方缙绅捐官谋缺。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多数票号倒闭，少数勉强维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亦相继改组为钱庄银行，票号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