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卖隐寄财产案

南宋理宗年间浙江江山人詹德兴将土名坑南、牛车头、长町丘等田，卖与毛监丞。有本县临江乡吕千五诉于官府，称上述田产系自家所有，詹是盗卖。“据毛监丞宅执出缴捧干照，有淳熙十六年及绍熙五年契两纸，各系詹德兴买来，又有嘉熙四年产簿一扇，具载上件田段，亦作詹德兴置立”，“又据吕千五执出嘉定十二年分关一纸，系詹德兴立契，将上件田段典与吕德显家”。主审官翁浩堂分析两种互相矛盾的契约，终于“推其原故，皆是乡下奸民逃避赋役，作一伪而费百辞，故为此之纷纷也”。吕千五供出，其父吕德显当年“因乡司差役，将产作江山县重亲詹德兴立户。”宋代地主为规避差役，将已产隐寄于他人户下的情况颇为普遍，为此法律规定“诸诈匿减免等第或科配者，即以财产隐寄，或假借户名，及立诡名挟户之类，以违制论”。吕德显所为正是隐寄，假借，一旦当赋役临头，既可以系詹德兴的产业作为推辞，又因有詹的典契在手，而不丧失对田产的真正所有权，可谓是“欺公罔私，罪莫大矣”，翁浩堂以为“官司既知其诈，而索以还之，是赏奸也”。故判吕千五不可复业。詹德兴参与同谋，又视人之物为己有，擅自买卖，也是法所不容的，宋法“即知情受寄，诈匿财产者，杖一百”。詹德兴同样不可得业。“毛监丞宅不知情而承买，今既管佃，合从本县给据，与之理正”。只因詹德兴死，吕千五得赦，而各免科罪。此案是宋代乡民诡名寄产，引起产权纠纷的典型案例。从中可见宋代法律对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并非是无条件的，象吕千五这样因不正当行为而导致所有权被侵害的，法律并不给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