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宽感旧

盖宽原来的物质生活是颇为富裕的，“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同时，他又热爱文化生活，“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可见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文化生活构成了他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内容。但在他的晚年，物质生活却象江河日下，越来越困顿潦倒，当铺蚀了本钱，田地被迫贱卖，洲场的柴被伙计大意烧得精光。“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净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但靠茶馆维持生计极为困难： “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得五六十个钱。除去柴米，还做得甚么事”。害得盖宽在十月里还穿着夏布衣裳。显然，盖宽的物质生活已与昔日有天壤之别，沦落到十分清贫的地步。但是，盖宽的文化生活却没有受到破坏，“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即使是在谋生之际，他也不中断自己的文化生活，“他老人家清早起来，自己生了火，搧着了，把水倒在炉子里放着，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对比起来，时过境迁，盖宽的物质生活巳一落千丈，而其文化生活不但没有萎缩，反而经历过磨难，似乎更为顽强。小说在此采取对比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不仅有对盖宽前后生活的纵向比较，而且还有对他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横向比较。这种四面伸展的比较，促使我们展开思绪，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寻找答案。
盖宽物质生活的破败，与他的物质生活观有关。与他来往的人若“有冠、婚、丧、祭的紧急事，没有银子，来向他说，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拿与人用”。盖宽原先虽然富有，但并不吝啬，只是这般举动并没有被当铺的伙计理解，便做起弊来了，终致当铺蚀本倒闭。加上自然灾害，“田地又接连都被水淹，要赔种赔粮”，盖宽无奈，只好把田地贱卖了，但“卖来的银子，又不会生发，只得放在家里秤着用。能用得几时？”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如果物质生活不是私欲的对象，不可能得到那个社会的认同，当铺里的伙计说主人呆气，因而作弊，这正是物质生活中私欲冲突导致的后果。盖宽对物质生活之所以没有约束力，正是因为他没有把物质生活当作私欲的对象，参与私欲的角逐，从中获得保存和发展自己对物质生活的驾驭能力。就盖宽的物质生活观来说，他的物质生活破败是必然的。
盖宽文化生活的长青，则与他的文化生活观有关。在与他人的文化交往中，“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画也画的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没有对文化生活的这种爱心，是很难在那般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写诗作画的。文化生活虽然是人类发展中较迟的产物，但这也正好说明它的产生有待于人更大的努力，所以现实的文化生活积淀着较多的人的本质力量。从历史上看，文化生活越是发达，人的本质力量也就越大，它大大地有利于人的自我完善。不能否认，盖宽那种顽强的文化生活不能不是对人的自我完善的积极追求。盖宽就是希望有一个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相辅相成的社会生活。
希望在何方？盖宽说： “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里愁没碗饭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盖宽认为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和谐发展是在花坛酒社、礼乐文章和高人逸士中，这只能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和谐发展只能是在废除私有制，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之后才有可能，这还有待于历史的努力。但是，盖宽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和谐的希望，却不失为一个美好的参考系。盖宽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他也看到了封建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弊端，但他甘愿清贫，不去弥补封建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之间的巨大裂缝。他不愿去向那些得到过他的好处的亲戚本家“借个大大的本钱，做些大生意过日子”，表明他根本不敢奢望在现实中获得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和谐发展。《儒林外史》生动地表现了盖宽面对封建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裂缝的苦恼，又表现了因“虞博士年代”消失而带来的伤感。盖宽带着这种感伤的情绪登上雨花台绝顶，“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 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盖宽故事的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它颇能唤起我们遥远辽阔的历史感，那隔江的山色，那沉落的红日，都在启迪我们思考在另一个空间和另一个时间里，该怎样建构一个没有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裂缝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