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货币调节论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曾任左拾遗、刺史、太子少傅等职。他生活于中唐时期，时值“钱荒”，其货币思想也主要是为解决这一问题。
白居易从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出发，分析了货币对三者的调节作用。他说：“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白香山集》卷四十六)他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调节农工生产和商品流通，使农、工、商三者取得平衡。这一认识源于《管子》。但《管子》只是讲用货币调节谷物同万物的关系，谷物、万物同货币的关系。白居易在此基础上，又将商业独立出来考虑，把货币和商业在流通中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认为商业是通财物的，农工生产出财货，待商而通。货币在调节农工财货生产时，也同时调节商业，使农、工、商三者达到平衡。这是对《管子》思想的发展。
货币调节农、工、商的办法，白居易认为是国家应掌握货币和谷物，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谷物的散聚，使物价保持在适当水平，既避免谷贱伤农，又避免工商受损。他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矣。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白香山集》卷四十六)其基本思想是国家控制货币，以货币掌握谷帛，以谷帛调节工商。这一思想是有其道理的。如果国家既控制了货币，又掌握大量谷帛，那么，是可以做到农桑不为困，工商不徒劳的，可以做到价格平而利益均。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看到了货币御万物的道理是客观的，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改变不了这一客观规律。
白居易还分析了当时钱重的原因。第一，“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官府，或积于私家。”(《白香山集》卷四十六)货币滞留在政府和富豪手中，退出了流通领域，被储藏起来。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储藏货币同流通货币是有区别的。第二，“今人之弊者，铜利贵于钱利。”(《白香山集》卷四十六)铜币的实际价值大于其名义价值，使人销毁钱币铸造铜器以获利。他提出的救治办法一是恢复租庸调，免征现金。二是实行禁铜政策。实际上都是很难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