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数量论Modern Currency Quantity Theory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对传统货币数量论和凯恩斯货币理论进行修改、补充的一种货币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该理论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现代货币数量论与传统货币数量论不同。该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所认为的需要假定货币流通速度是固定不变的常数，物价总水平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这一论点的假设条件不必要，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物价总水平、总产量或国民收入都有影响。该理论还用美国1867—1960年的统计资料证明，凯恩斯主义认为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利息率的论点是不正确的，货币流通速度虽不是一个常数，但同某些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却有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在较长时间内，利息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该理论认为，货币数量在经济生活中最重要，决定工资和物价的平均水平，是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可比拟的、决定经济活动的基本因素。该理论还把通货膨胀看成是纯粹的货币现象。现代货币数量论者提出了所谓“单一规则的政策”，主张为保持物价稳定，应尽量解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上。

现代货币数量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Milton,1912—　)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使不再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为常数，货币供给仍是决定名义总收入的重要因素。参见“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

现代货币数量论

亦称“名义收入货币理论”。是以M·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学派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修正与发展。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自己命的名，而名义收入货币理论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梅尔泽在 《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出版以后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弗里德曼接受了这个提法。
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形成阶段。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弗里德曼所著《货币数量论研究》一书为主要代表作。弗里德曼关于 “货币数量论一重新表述” 一文被学术界誉为货币数量论复活的重要标志。第二，发展阶段。以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曼与A·施瓦兹合著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为主要代表作。第三，成熟阶段。以1970、1971年弗里德曼发表于美国 《政治经济学杂志》 上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 与 “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 为主要代表作。在这一系列的著述中，弗里德曼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完整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是：
❶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的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划分。对货币名义量的研究也就是对货币供给量的研究，对货币实际量的研究也就是对货币需求量的研究。名义货币量是由货币单位所表示的量，实际货币量是由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劳务量。对货币持有者而言，重要的是实际货币量而不是名义货币量。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最是相当确定的。这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人们持有的名义货币量正好等于人们愿意持有的以现时价格计算的实际货币量。假定名义货币量意外地增加，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支出来平衡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对社会而言，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社会不可能用增加支出的方式来平衡货币供给的增加。于是，对社会而言，货币供给的意外增长要么通过价格上涨使可获得的实际货币量减少，要么通过产出的增加使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增加的办法来消除。这就是说，价格和名义收入的变动可能来自于人们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的变动，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可能获得的名义货币量的变动，正象任何商品价格的变动既可归结为需求的变化也可归结为供给的变化一样。这是货币数量方程MV=PQ所表达的基本含义，但货币数量论却不是这一原理的简单重复。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它是对社会希望持有的货币量的决定因素的分析；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它是对社会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的变化 （即货币需求的变化） 所作的概括，即实际货币持有量的变动通常是缓慢地逐渐进行的，或者成为早期货币供给一系列变动的结果。相反，名义货币供给量的显著变动可以而且常常独立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结论是：价格和名义国民收入的显著变动几乎一成不变地是名义货币供给量变动的结果。

❷货币数量方程与货币数量论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对货币数量方程所包含的原理加以重新表述，对于澄清货币数量理论中所着重强调的各个变量是行之有效的。货币数量方程随变量不同而采取了以下不同的形式。第一，交易方程： MV=PT。交易方程强调的基本变量是交易量。方程的右边代表商品、劳务与有价证券的转移，其中P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价格指标，T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标，它不仅包括劳务流量 (工时、年居住时间、千瓦小时)，而且还包括产生流量的资产项目 (房屋、发电厂等)，并对每一资产项目按照它进入交易的次数分别加以计算。方程的左边则代表为维持商品与资产的转移而进行的货币支付，其中M为货币存量，V为货币的流通速度。交易方程中 “交易” 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尤其是商品交易与资产交易相混淆所产生的混乱是无法解决的。“一般价格水平”作为一种 “特殊的价格指标”，其概念也存在不够严谨、不够明确的地方。于是，交易方程为后来的收入方程所代替。第二，收入方程： MV=PNy=py′。收入方程强调收入交易而不是总交易。方程右边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价格指数P，与人口数N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的乘积 (y′=Ny)，也就是名义国民收入交易量。方程左边是维持这种交易的货币支付，同样，M为货币存量，而V则是用于收入交易时货币存量在单位时间内的周转次数 （即为对最终产品与劳务的支付）。收入方程排除了中间交易与资产交易，这是它与交易方程的最大区别。这一区别造成货币在两个方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在交易方程中，货币最要紧的是用于交换； 而在收入方程中，货币的关键在于被人们持有。这一区别在剑桥方程中就更为明显了，因而收入方程是交易方程与剑桥方程之间的过渡。第三，剑桥方程： M=K·P·Ny=KPy’。剑桥方程强调在买与卖的间隔期间货币充当人人都乐于接受的一般购买力的特殊作用。方程中M、P、Ny与y的含义与收入方程相同，K代表货币存量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或者说是为了使M成为人们所希望持有的货币量 （它不必与实际货币量相等） 而计算出的“期望比率”，它与V的值互为倒数。从形式上看，剑桥方程仅仅是交易方程的数学变形。但从理论上分析，两者存在众多差别： 一是交易方程强调一般购买力，剑桥方程强调一般购买力的暂时储藏； 二是交易方程将一切 （包括债务清偿中）充当交易媒介的物品定义为货币，而剑桥方程则将活期存款与不能用支票来转让的定期存款之类的价值储藏形式都包括在货币的定义中； 三是交易方程强调影响支付过程机制的各个方面，剑桥方程则强调影响货币作为资产的有用性的各种变量； 四是在分析方法上，剑桥方程比交易方程更适合于马歇尔的一般供求分析。剑桥方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货币的需求函数，其中右边的P、N、y、y’ 为决定货币需求的变量，K则代表所有其他变量。显然，这里的K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包含其他变量的函数。要想使这一分析臻于完善，还需要一个包含其他变量的货币供给函数。而价格水平或名义国民收入就是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
所以，货币数量理论中的现金余额方程式提出了一种按下列形式对货币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 第一，分析决定为社会所持有的名义货币量 （即货币供给） 的各个因素； 第二，分析决定社会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 （即货币需求） 的各个因素； 第三，分析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一致。

❸货币供给量的决定因素取决于货币制度，包括： 强力货币的数量、银行存款对银行持有的强力货币的比率以及公众存款与公众持有的通货比率，其基本关系式为：

式中，M为货币供给量； H为强力货币；D为存款； R为银行储备； C为公众持有的通货。于是，D/R为存款储备比率，D/C为存款通货比率。货币供给量与强力货币之比即M/H叫作货币乘数，显然，从式中可以看出，它是由存款储备比率与存款通货比率的效应决定，因而货币供给量决定于强力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强力货币由货币当局的决定； 存款储备比率由银行体系确定，存款通货比率由社会公众确定，但二者都受法律与货币当局制约。这就是说，货币供给量是一个由货币当局所能控制的政策变量。

❹货币作为资产或财富的存在形式，其需求决定于下列因素： 第一，总财富或预算约束。从统计角度考虑，可以用恒久性收入代之。第二，财富的人力形式或非人力形式的划分。由于大多数财富持有者的主要资产是个人的收益能力，因而研究财富总量在不同资产形式上的分配必须考虑财富的人力形式和非人力形式的划分。第三，货币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它构成货币的收益和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第四，其他变量。于是，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式中，M为货币存量，P为价格指数，y为实际国民收入 （代表恒久性收入）; W是以非人力形式存在的财富部分 （或来自财产的收入部分）; 星号为预期值，RM*为货币的预期名义报酬率；R*B是有固定支付承诺的债券的预期报酬率； R*E为无固定支付承诺的股票的预期报酬率； u为其他变量。
显然，货币需求是以上这些经济变量的函数，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❺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引起制约货币需求的一些自变量如y、R与P等发生抵消性的变动，但这种变动的传递机制不同于商品供求变动的传递机制。一般来讲，商品供求变动所引起的供给与需求的差异能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或配给机制加以消除。而货币供求调节的特殊性就在于： 第一，与商品供求分析与流量 （某商品的年产量）不同的是，货币供求均衡式只与某一时点的货币存量有关。比如土地的需求，它同货币的需求一样，虽然是从它所付出的服务流量中取得价值的，但是它还有一个买价而不只是一个出租价。第二，货币自身的 “买价” 即是为获得一单位货币而必须放弃的商品和劳务量，显然，这种货币的“价格” 不是利率，而是信用的 “价格”。利率把流量和存量联系起来——即把土地的出租价同土地的买卖价联系起来，把一单位货币所产生的服务价值同货币的价格联系起来。所以，影响货币供求调节的主要因素是信用而不是利率。从更深层次上讲，研究货币供求调节机制应超越决定静态均衡位置的供求等式，而重点分析影响供给量、需求量与暂时动态过程的那些变量，从而使实际和潜在的供求差异得以消除。

现代货币数量论moder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亦称“名义收入货币理论”。是以M·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学派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修正与发展。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自己命的名，而名义收入货币理论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梅尔泽在《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出版以后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弗里德曼接受了这个提法。
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形成阶段。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弗里德曼所著《货币数量论研究》一书为主要代表作。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数量论一重新表述”一文被学术界誉为货币数量论复活的重要标志。第二，发展阶段。以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曼与A·施瓦兹合著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为主要代表作。第三，成熟阶段。以1970、1971年弗里德曼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与“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为主要代表作。在这一系列的著述中，弗里德曼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完整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是：
❶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的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划分。对货币名义量的研究也就是对货币供给量的研究，对货币实际量的研究也就是对货币需求量的研究。名义货币量是由货币单位所表示的量，实际货币量是由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劳务量。对货币持有者而言，重要的是实际货币量而不是名义货币量。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是相当确定的。这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人们持有的名义货币量正好等于人们愿意持有的以现时价格计算的实际货币量。假定名义货币量意外地增加，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支出来平衡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对社会而言，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社会不可能用增加支出的方式来平衡货币供给的增加。于是，对社会而言，货币供给的意外增长要么通过价格上涨使可获得的实际货币量减少，要么通过产出的增加使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增加的办法来消除。这就是说，价格和名义收入的变动可能来自于人们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的变动，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可能获得的名义货币量的变动，正象任何商品价格的变动既可归结为需求的变化也可归结为供给的变化一样。这是货币数量方程MV=PQ所表达的基本含义，但货币数量论却不是这一原理的简单重复。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它是对社会希望持有的货币量的决定因素的分析；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它是对社会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的变化（即货币需求的变化）所作的概括，即实际货币持有量的变动通常是缓慢地逐渐进行的，或者成为早期货币供给一系列变动的结果。相反，名义货币供给量的显著变动可以而且常常独立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结论是：价格和名义国民收入的显著变动几乎一成不变地是名义货币供给量变动的结果。

❷货币数量方程与货币数量论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对货币数量方程所包含的原理加以重新表述，对于澄清货币数量理论中所着重强调的各个变量是行之有效的。货币数量方程随变量不同而采取了以下不同的形式。第一，交易方程：MV=PT。交易方程强调的基本变量是交易量。方程的右边代表商品、劳务与有价证券的转移，其中P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价格指标，T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标，它不仅包括劳务流量(工时、年居住时间、千瓦小时)，而且还包括产生流量的资产项目(房屋、发电厂等)，并对每一资产项目按照它进入交易的次数分别加以计算。方程的左边则代表为维持商品与资产的转移而进行的货币支付，其中M为货币存量，V为货币的流通速度。交易方程中“交易”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尤其是商品交易与资产交易相混淆所产生的混乱是无法解决的。“一般价格水平”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指标”，其概念也存在不够严谨、不够明确的地方。于是，交易方程为后来的收入方程所代替。第二，收入方程：MV=PNy=Py′。收入方程强调收入交易而不是总交易。方程右边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价格指数P，与人口数N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的乘积(y′=Ny)，也就是名义国民收入交易量。方程左边是维持这种交易的货币支付，同样，M为货币存量，而V则是用于收入交易时货币存量在单位时间内的周转次数（即为对最终产品与劳务的支付）。收入方程排除了中间交易与资产交易，这是它与交易方程的最大区别。这一区别造成货币在两个方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在交易方程中，货币最要紧的是用于交换；而在收入方程中，货币的关键在于被人们持有。这一区别在剑桥方程中就更为明显了，因而收入方程是交易方程与剑桥方程之间的过渡。第三，剑桥方程：M=K·P·Ny=KPy′。剑桥方程强调在买与卖的间隔期间货币充当人人都乐于接受的一般购买力的特殊作用。方程中M、P、Ny与y的含义与收入方程相同，K代表货币存量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或者说是为了使M成为人们所希望持有的货币量（它不必与实际货币量相等）而计算出的“期望比率”，它与V的值互为倒数。从形式上看，剑桥方程仅仅是交易方程的数学变形。但从理论上分析，两者存在众多差别：一是交易方程强调一般购买力，剑桥方程强调一般购买力的暂时储藏；二是交易方程将一切（包括债务清偿中）充当交易媒介的物品定义为货币，而剑桥方程则将活期存款与不能用支票来转让的定期存款之类的价值储藏形式都包括在货币的定义中；三是交易方程强调影响支付过程机制的各个方面，剑桥方程则强调影响货币作为资产的有用性的各种变量；四是在分析方法上，剑桥方程比交易方程更适合于马歇尔的一般供求分析。剑桥方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货币的需求函数，其中右边的P、N、y、y′为决定货币需求的变量，K则代表所有其他变量。显然，这里的K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包含其他变量的函数。要想使这一分析臻于完善，还需要一个包含其他变量的货币供给函数。而价格水平或名义国民收入就是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
所以，货币数量理论中的现金余额方程式提出了一种按下列形式对货币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第一，分析决定为社会所持有的名义货币量（即货币供给）的各个因素；第二，分析决定社会希望持有的实际货币量（即货币需求）的各个因素；第三，分析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一致。

❸货币供给量的决定因素取决于货币制度，包括：强力货币的数量、银行存款对银行持有的强力货币的比率以及公众存款与公众持有的通货比率，其基本关系式为：

式中，M为货币供给量；H为强力货币；D为存款；R为银行储备；C为公众持有的通货。于是，D/R为存款储备比率，D/C为存款通货比率。货币供给量与强力货币之比即M/H叫作货币乘数，显然，从式中可以看出，它是由存款储备比率与存款通货比率的效应决定，因而货币供给量决定于强力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强力货币由货币当局的决定；存款储备比率由银行体系确定，存款通货比率由社会公众确定，但二者都受法律与货币当局制约。这就是说，货币供给量是一个由货币当局所能控制的政策变量。

❹货币作为资产或财富的存在形式，其需求决定于下列因素：第一，总财富或预算约束。从统计角度考虑，可以用恒久性收入代之。第二，财富的人力形式或非人力形式的划分。由于大多数财富持有者的主要资产是个人的收益能力，因而研究财富总量在不同资产形式上的分配必须考虑财富的人力形式和非人力形式的划分。第三，货币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它构成货币的收益和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第四，其他变量。于是，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_D＝P·f(y、W₃R^*_M;R^*_B;R^*_E;u)

式中，M为货币存量，P为价格指数，y为实际国民收入（代表恒久性收入）;W是以非人力形式存在的财富部分（或来自财产的收入部分）；星号为预期值，R^*_M为货币的预期名义报酬率；R_*^B是有固定支付承诺的债券的预期报酬率；R_*^E为无固定支付承诺的股票的预期报酬率；u为其他变量。
显然，货币需求是以上这些经济变量的函数，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❺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引起制约货币需求的一些自变量如y、R与P等发生抵消性的变动，但这种变动的传递机制不同于商品供求变动的传递机制。一般来讲，商品供求变动所引起的供给与需求的差异能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或配给机制加以消除。而货币供求调节的特殊性就在于：第一，与商品供求分析与流量（某商品的年产量）不同的是，货币供求均衡式只与某一时点的货币存量有关。比如土地的需求，它同货币的需求一样，虽然是从它所付出的服务流量中取得价值的，但是它还有一个买价而不只是一个出租价。第二，货币自身的“买价”即是为获得一单位货币而必须放弃的商品和劳务量，显然，这种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信用的“价格”。利率把流量和存量联系起来——即把土地的出租价同土地的买卖价联系起来，把一单位货币所产生的服务价值同货币的价格联系起来。所以，影响货币供求调节的主要因素是信用而不是利率。从更深层次上讲，研究货币供求调节机制应超越决定静态均衡位置的供求等式，而重点分析影响供给量、需求量与暂时动态过程的那些变量，从而使实际和潜在的供求差异得以消除。

现代货币数量论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对传统货币数量论进行补充和发展的一种新的货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不仅影响物价，而且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货币供给量与名义收入间存在着直接而密切的因果关系。现代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强调所谓“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
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主要代表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弗里德曼。1956年，他发表《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一文，对货币数量论给予了新的解释。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论首先应该是货币需求的理论，因而提出其著名的货币需求函数式：

M/P=f(rb;re;1/P·dp/dt;W;Y/P;μ)

货币需求函数式表明：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经济变量包括：各种生息资产的预期报酬率rb、re；预期的物价水平变动率1/P·dp/d^t; 由财富所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W；实际的国民收入Y/P；以及其它非收入变量u等。此后，弗里德曼在1959年发表的《对货币的需求：一些理论的和经验的答案》一文中，以及在1963年与A·J·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对美国近百年来货币数量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他通过对货币需求函数中自变量的逐一分析，得出了一个能以几个确定的自变量来表达的、具有确定弹性系数的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为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提供了大量有经验材料依据的数据，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货币数量论并不需要假定V或K是固定不变的常数，而只需假定它们同影响它们的经济变量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因而货币量的变化对V或K的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从理论分析上将货币量的变化直接与名义国民收入py的变化联系起来。
1970年和1971年，弗里德曼先后发表了《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与《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两篇文章，提出了货币分析的理论模型，构成了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主要理论结构。对理论模型的动态特点与调节过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化对长期的实际收入变化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但对长期的名义收入的变化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就短期波动来说，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仅影响名义收入，也影响实际收入。因而“货币最重要”，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据此，弗里德曼提出要使经济稳定，必须实行一种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国家应尽量解除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用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是以确认货币因素对名义国民收入变动的决定作用为其基本内容的，因而又叫住“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一样，现代货币数量论也从表面现象来看待货币流通，完全抹杀金属货币与信用货币的区别。同时，片面强调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关系，实际上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量与物价同比例变动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也同样将货币视为经济体之外的中立因素，因而是根本错误的。但是，随着世界货币制度的不断变化和西方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资产阶级货币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货币的内涵和外延都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来讲，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研究西方货币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现代货币数量论Neoquantity Theory

17世纪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假定其它条件不变，物价水平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并随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同比例涨落。现代货币数量论则特别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发生变动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原因。因此，要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对物价和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作用。而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经济变量的，不仅有收入和利率这两个因素，而且还有财富的大小，股票的收益，以及对未来物价的预期等。现代货币数量论主张用紧缩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现代货币数量论moder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参“货币数量论”。

现代货币数量论moder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对传统货币数量说进行修改和补充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货币主义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其倡导人是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阐释》及一系列文章中，从理论上和统计资料验证两个方面阐述了货币数量论的新观点，认为货币数量论主要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应集中对货币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他特别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变动。他在吸收了古典货币理论和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扩展货币的理论内涵，得到了其货币需求函数：

其中y为永久性收入，w为非人力财富点叫财富的比率，r为货币、债票、股票收益率，dp/pdt为预期物价变动率。他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决定有重要作用，由于恒久性收入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从而货币需求也是比较稳定的。而利息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却微不足道。现代货币数量论为货币主义的政策如“单一规则”等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