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榜1936—

天津人，天津市新华职工大学教授。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河北大学哲学系、天津市新华职工大学政史系任教。现为天津市伦理学会副理事长。曾陆续撰写发表《西汉统治者为什么崇尚黄老之学？》 (1978.9.26《光明日报》)、《庄子伦理思想初探》(1983年第2期《天津师大学报》)、《理想与现实》(1986年第1期《道德与文明》)、《〈人物志〉的伦理思想》(1986年第6期《道德与文明》)，此文获天津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略论嵇康》(1990年第3期《天津师大学报》)、《赞“贫贱不能移”》(1991年第3期《道德与文明》)等论文。参加撰写《中国伦理大辞典》中魏晋南北朝部分条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启蒙学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号称明末清初三大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读经。青年时在家乡组织“匡社”，立志改革。明亡后，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后参加南明桂王政权，但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旋即辞职回乡。不久，避居于耶姜山侧及零陵、常宁等荒山野岭中，隐姓埋名，改易衣冠，自称徭人。1660年返乡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扼穷独处”，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学者称船山先生。一生著述极丰，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失约20种；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伦理思想集中于《张子正蒙注》、 《周易外传》、 《尚书引义》、 《思问录》、《俟解》、《黄书》、《诗广传》、《噩梦》、《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四书训义》等著作中。从气一元论出发，运用其深湛的唯物辩证思维于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别开生面的见解。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者生理也”、“性者日生而日成”(《尚书引义》卷三)的伦理命题。认为“人之独”的道德意识，即“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思问录·内篇》)，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亦离不开“饮食男女之欲”(《诗广传》卷二)、“见闻言动”(《尚书引义》卷三)等日常生活，两者皆是人之本性，是“合两而互为体”的。同时指出，人性也不是“一受成侀”，凝固不变，而是“日生则日成”。其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一个“气化流行”的自然过程，更是一个“习与性成”（同上）即在“习行”中学、知、行的自觉能动活动过程。在理欲关系上，主张“天理必寓于人欲”、“养性导欲于理”。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诗广传》卷二)，而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之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两者“同行异情”(《周易外传》卷一)，“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论语》)。所以，理“必寓于人欲以见”，“有欲斯有理”，“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同上，《孟子》)。并由此而提出“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诗广传》卷二)。是故对人之欲不但不可废，且不能无条件的惩、窒。但同时又指出，“欲”同“利害”是紧密相联系的。因“欲”有“公欲”、“私欲”之分，而“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四书训义》卷二)因此，理与欲亦有“公私诚伪”之别。不仅每人的私欲有个是否符合“公欲”的问题；而且即使出自人们“形色天性”的“公欲”，也各人不同，“民之好恶，直恁参差，利于甲者病于乙”，必相矛盾。所以需要“协以其安”(《诗广传》卷三)。据此，王夫之进而提出“养性导欲于理”的主张。强调对“欲”要以理导之，使其“制之有节”，以防私欲恶俗的习染，“而窒其天理”(《张子正蒙注·大心篇》)。同时亦要“于天理人情上挈着个均平方正之矩”，“以整齐”民众之“好恶而平施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在人生观和道德评价方面，强调公私义利之辨。认为“公者重，私者轻”，力倡“以身任天下”(《读通鉴论》卷二八)。提出“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同上，卷十四)；而“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同上，卷末)，视“古今之通义”高于一切。此“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亘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越”。否则“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 “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同上，卷十四)。据以亦提出“匹夫”应“以身任天下”，立“坚贞之志，与日月争光”，“与天争权”；而视“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皆有量以受之”(同上，卷二八)，做到“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强调人的生命体现道德原则，才有价值。王夫之的伦理观包含着某些民主思想的萌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人编有《船山遗书》，今湖南岳麓书社新编《王船山全书》亦相继出版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