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鸦片战争前)哲学

010 清代(鸦片战争前)哲学

清代 (1644—1840)的哲学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全国政权以来，为了巩固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因此，程朱理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仍然受到重视和提倡。另一方面，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和学术思想界，鉴于明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痛感宋明理学的空疏和不切实际，在对宋明理学展开激烈批判的同时，转而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们从正本清源的立脚点出发，采取汉儒的训诂方法，对于传统的儒家经籍进行了考订、辨伪、训诂和诠释，从而形成了以考据学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思潮，这就是清代的汉学或朴学。清代汉学的出现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带有鲜明的反理学的色彩。清代的汉学家一方面从整理经籍入手，运用汉代学者的校勘、训诂的方法，对于儒家的典籍进行清理。通过考辨，揭露了宋儒以道解经，以禅释经的实质，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另一

方面，清代的汉学家又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譬如，戴震就曾尖锐地指出：“后儒以理杀人。”清代的汉学家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他们认为治理国家需要经术，而经术就蕴涵在经书里。研读经书的目的，在治理国家，在经世致用。譬如，黄宗羲说：“六经皆载道之书”，“要皆官司所传，经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主张“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经书所记载的，都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只有研读经书，掌握治理国家的道理，才能匡正时弊，挽救国家。为了做到经世致用，还必须注重躬行践履，必须强调“实学”、“实习”、“实行”。清代的汉学，就其哲学基础来说，是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的。方以智倡导 “质测” 之学和“通几”之学，顾炎武认为“盈天下之间者，气也”，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戴震以气化状态的阴阳五行作为“道”的本体。颜元提出 “理即气之理，气即理之气”的理气一元论的主张。王夫之强调“阴阳二气充满太虚”等。他们的自然观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从根本上说，都是唯物主义的。在发展观方面，清代的汉学家继承了《易传》的优良传统，认为宇宙万物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中。黄宗羲认为“一气之流行，无时而息”；王夫之说：“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尽管在提法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用朴素的发展观来看待世界的。在认识论方面，清代的汉学家都是可知论者。黄宗羲提出：“知无体，以物为体。”方以智倡导“藏知于物”，人们的认识活动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坚持了朴素的反映论的观点。清代的汉学，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带有某些启蒙的色彩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倾向。清代的汉学家一方面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一方面，又提出某些民主的主张。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表现出某种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和主张。这是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滋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和反映。清代的汉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清代汉学家的哲学体系里带有一些唯心主义的杂质，他们所进行的考据，有时流于繁琐，而他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也显得苍白无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