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qingdai wen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散文创作，包括古文和骈文。清代散文作家众多，流派迭出，成就蜚然，古文和骈文的创作都兴盛一时，但由于时代所限，清代散文已无法与唐宋时代抗衡。
清初的钱谦益在明末已享盛名，在当时狭小的散文创作格局中，他力创新风，文章中常把铺陈学问和抒发性情结合起来，纵横奔放，规模闳大，对形成清文风尚有重要影响。
清初文人可分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两派，风格各异。“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称为“清初三大家”。侯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以才气见长，能不尽拘古法而于“闲漫纤碎处”动色而陈，只是稍显学力不足。魏禧是“易堂”诸子领袖，与兄际瑞、弟礼号称“宁都三魏”。他的散文多为表彰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以人物传记之作为最突出。所作凌厉豪放，刚劲慷慨，又有鞭辟入里，指事切当之论，用世目的较明显。汪琬之文讲究规矩法度，疏畅条达，文采却不如侯魏二家。与他们风格相近的还有王猷定、邵长蘅，姜震英等。“学人之文”派作家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和民族意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黄宗羲为文不拘形式，据情直抒；顾炎武严于治学，立论精辟，其文凝练苍劲，风骨傲然。王夫之擅写史论及杂文，颇具唯物思想，著作丰厚。此外，朱彝尊之散文在清初也颇有影响。
“桐城派”是清中叶最著名的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社会表面承平，文人竟趋考据学，程朱理学再度盛行。桐城派作家力排众扰，坚持古文写作。方苞首先提出“义法”主张，义即所谓“言有物”，法即所谓“言有序”，他在语言上追求“雅洁”，提倡去掉“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等。刘大櫆补充了方苞的理论，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匠人之材料”，而又必须讲究“神、气、音、节”。姚鼐既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又认为“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既强调义理与文章统一，又强调文章技巧，进一步完善了桐城派古文理论。他们的文章简洁平淡，近于阴柔之美，而宏大阳刚之气不足。方苞之友戴名世著《南山集》，对后来“桐城派”的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当时与桐城派作家风格相近的散文家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琇等。
“阳湖派”是“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他们的古文理论与“桐城派”大致相同，其写作实践稍异，较追求气势词采，“散行中时时间以八字骈语”，以救“桐城”文之单薄。编纂《骈体文钞》的李兆洛，也主张文兼骈、散，其文较朴实厚重。
清后期古文作家如朱琦、龙启瑞、吴敏村，曾国藩等创作主张均受“桐城派”影响，成就并不显著。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魏源等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力创新局面，但创作成果并不丰厚。
清初不少作家善写骈文，陈维崧为一大高手，其文气势雄厚，豪迈倜傥，风格接近苏轼、辛弃疾，为唐宋后一直下坡的骈文复起开张了风气。此时骈文作家多以“四六体”为主。清中叶，骈文呈现“中兴”气象，成为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一个文派。汪中是此期影响较大的学者兼骈文家。他一生坎坷，为文悲愤抑郁，沉博绝丽，“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且不拘守四大句的对偶。有《哀盐船文》等力作。与其风格相似的还有洪亮吉。乾嘉时期，与陈维崧风格相近的还有胡天游、邵齐焘、袁枚等人。骈文成就较大的还有孙星衍、李兆洛。
清文总集，有王昶的《湖海文传》，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沈粹芬、黄人等的《国朝文汇》。骈文集有吴鼐的《八家四六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