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小说派

创造社开创的，并与后来出现的浅草、弥洒等社团的作家汇合而成的小说流派。其中部分作家亦被称为“感伤派”。“五四”时期，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涌入，为浪漫派的产生提供了艺术养料。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民族的阶级的压迫，并想用艺术来表达自己反抗压迫的心声，是浪漫派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在文艺思想上，浪漫派崇尚个性、表现自我，主张要“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郭沫若《编辑余谈》)，要“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受”(郭沫若《艺术与评价》)，要追求艺术的“美”。作品的题材往往是当时青年最敏感的恋爱婚姻与政治的经济的压迫问题。作者们擅长凭藉作品中自我抒情的主人公形象，抒发出一代青年在历史转折时期普遍存在的彷徨、苦闷的情绪，反映出他们面对社会黑暗，既反抗又软弱，既执着追求理想又悲观失望于现状的矛盾的思想，作品因此具有感伤与愤激相交织的特有的格调。在表现方法上，浪漫派小说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有着明显的“自叙传”性质，由此还创造了身边小说、寄托小说等体式。日记、书信等形式的大量运用，也与作品的自我视角、抒情气氛相一致。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的汲取，在丰富人物的心理内涵、人物情感的酣畅流露方面，有一定效果。浪漫派作品大多发表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浅草》、《弥洒》等刊物上。代表作品有《沉沦》、《喀尔美萝姑娘》、《隔绝》、《下弦月》、《孤雁》、《西风吹到了枕边》、《碧桃花下》等。郁达夫、郭沫若、冯沅君、倪贻德、王以仁、陈翔鹤、胡山源等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在艺术个性上，又各不相同：郁达夫以惊人的大胆和率真、暴露自我内心的隐秘；郭沫若表现出强烈直露的激愤情绪；冯沅君揭示出母爱和情爱冲突的历史意义；陈翔鹤尽力发掘人的心灵隐密；胡山源咀嚼着身边的小悲欢。浪漫派小说强烈的伤感、忧愤情绪和大胆的自我表现精神，撼动了封建旧文学，在一代青年中引起极大震动。它是“五四”开始的现代小说两大潮流中的一支。1925年五卅运动后，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影响到作家思想和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浪漫派作家开始摆脱个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与表现自我的感伤情绪，创作逐渐转向。随着创造社主要作家南下参加大革命，浅草社、弥洒社相继解体，浪漫派小说就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