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兴业银行

中国近代著名的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于1907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倡议设立，总行设在杭州，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914年浙路公司收归国有，股份让出，承购者多为工商业者，而以杭州丝绸商蒋海筹、蒋抑卮父子为最巨。1915年总行由杭州移至上海，改设总办事处，同年改组董事会，推叶揆初为董事长，管理全行事务。经过一系列改革，面貌大为改观，很快进入鼎盛时期。存款额从1915年的438.5万元（银元）增加到1926年的3312.1万元（银元），增加近7倍。在1927年前的存款额常居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之首。放款中对民族工商业的投放占相当比重，30年代初上海13家重要商业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中，该行放出数约占总数的1/4，是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9月加入新华银行等组成的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参加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一起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

试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4月，同年9月正式成立。以经营工商业存放款及发行银行券为主，后为配合招募路股，兼营储蓄业务。总行设杭州，股本额为100万元。1915年，改上海分行为总行。为南四行之一。

浙江兴业银行

简称“兴业银行”。旧中国著名的商业银行之一。创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总行设在浙江杭州。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915年改杭州总行为分行，总行迁沪改设总办事处，即改总行制为总办事处制。
这家银行是清末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列强及清政府争夺筑造铁路权的斗争中诞生的。由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为主要筹备人。最初拟取名“浙江铁路银行”，后以振兴浙江实业为主旨，遂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
开办时额定资本100万元，采取公开招股办法招足10000股。其中浙路公司承购3841股(该公司收归国有前，将股份公开向社会各界出售)，占总股数的43.1%; 中小商人承购1270股， 占14.3%；工人、学生、和一般平民承购1823股， 占20.4%；官僚投资占6.8%；买办占1.8%。其原始资本与其他大银行的显著不同点是，企业、商人尤其是一般居民投资较多，是旧中国最典型的一家民族资本银行。
1907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选举孙问清、蒋海筹、沈新三为董事，舒爱周、蒋孟蘋为查帐人，胡藻青为总司理，孙慎钦为内经理，吴仪庭为外经理。杭州总行开业时，办事人员只有17人，上海分行第一任经理由沪著名商人樊时勋担任。
从1915年开始，该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除总行迁沪，设总办事处外，还修改章程；修订储蓄规则；增加资本；增设分支机构；颁布奖惩制度；改组董事会。新的董事会由叶揆初、樊时勋、蒋鸿林、胡焕、周庆云、张鉴和王锡荣7人组成，7人推叶揆初、樊时勋、蒋鸿林3人为办事董事，再由3人推叶揆初为董事长。董事长常驻总办事处，管理全行事务，对外代表本行。经过一系列改革，面貌大为改观，很快进入了鼎盛时代。存款额，从1915年的438.5万元增加到1926年的3312.1万元，增加近7倍，五个年度的存款总额占全国各大商业银行的首位。它以振兴实业的宗旨，力主钱塘江大桥的建造，向当时铁道部陈述造桥的必要性，并愿意牵头组织银团为造桥进行贷款。当著名企业家张謇为办大生企业集团苦于资金短缺，亦予以尽力资助，以示对民族工业的支持。“火柴大王”刘鸿生对该行在他的企业濒临倒闭，求救于宋子文遭到奚落的情况下，继续给予贷款解救危机，而称赞该行为“企业自己的银行”。
从1928年开始，该行的发展不如上海银行和金城银行，其原因主要是：
❶对国民政府态度冷淡，尤其是董事长叶揆初对蒋介石时有抵触情绪，抗拒摊派垫款，抨击“法币政策”，批评政府的腐败、无能等，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
❷迷信总办事处制，而不采用新的管理方式，使有才能的总经理未能发挥专长。
❸经营作风稳妥有余，开拓不够。一味强调经营“要慎之又慎，不贪大利而冒进，务求小利而渐进”，由于过分强调稳妥，忽视了开拓业务新领域和及时采取适应潮流的新措施，遂不能保持北洋政府时期存款经常居于私营银行之首的地位。
该行后期总经理项叔翔对人民革命较能理解，临近解放前上层人士中无一人去海外。建国后于1951年9月参加新华银行等组成的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与其他私营银行、钱庄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浙江兴业银行The Nati-onal Commercial Bank,LTD

香港中银集团的成员银行之一。我国在香港经营一般商业银行及外汇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该行总管理处设在北京，在香港设有分行。主要业务是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办理各种外币存款，计有美元、英镑、日元、联邦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以及欧洲货币单位 (ECU) 等货币，参与外汇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代理宝生银行的黄金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