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19世纪60—7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两大派别之间的论争。顽固派代表清朝贵族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掌握了中央政权，仇视和排斥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时代，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代表向买办转化的大地主官僚的利益，操纵了某些地区的政权，主张向西方学习一些造船造炮的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在清朝中央政府获得了奕诉、文祥等人的支持。两派的矛盾和斗争是围绕着“变法”与守法、西学和中学的问题而展开的。洋务派面临列强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的局面，认识到“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李鸿章主张改变成法以对付“西人”，认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顽固派墨守成法，总认为防内患是主要的任务。刘锡鸿奏称：“人之虑在外寇，鸿之虑犹在内患也。”(《洋务运动》（一）)徐致洋奏称：“我朝文德武功，卓越前古，祖宗成法，可深长思。”洋务派重视培养通洋务的人才，于是奏请设立同文馆。推崇西方的教育制度，反对八股取士。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另设洋务进取一格”；左宗棠认为在科举考试中“取录艺事两之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顽固派反对设立同文馆，反对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和科学技术。奕訢奏请派科甲出身的官员到同文馆研习天文数学，大学士倭仁、御使张盛藻都起而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洋务派认识到要能“自强”，必须能制造枪支弹药，以便练兵。1864年奕訢奏称：“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二十五卷)顽固派则认为中国的“自强”之道，不是学习西方的技艺，而是发扬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顽固派认为：“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足以制敌之命。”(《筹办夷务始末》周治朝四十八卷)其实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洋务派并无意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两派都是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但是，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技艺，兴办近代企业，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