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隋唐的逻辑思想

004 汉魏隋唐的逻辑思想

汉初《淮南子》一书，曾探讨了推类问题并强调了“以类别”和“以类相从”的推理认识作用。《淮南子》明确地提出“类可推，不可必推”的命题，因为只有认识事物的本质的同异和因果关系，才能解决是否可推的问题。《淮南子》一书发展了归纳逻辑。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依据事实揭露了谶纬学的虚妄，批判神学的目的论，发展了归纳逻辑和论证逻辑。他提出论证必须“引效验”、“立证验”一些带有规则性的要求。所以，他是我国古代对论证逻辑有贡献的思想家。魏晋时期，论辩之风曾一度盛行，被禁绝了的500多年的名、墨逻辑重新被发掘出来，经鲁胜首创将墨家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合编为《墨辩》一书，并为之作注释和叙文，现仅存《墨辩法叙》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逻辑史的专论。他不仅对先秦名辩思想的历史意义作了概括，并且重新肯定了名、墨两家的名辩思想价值。在这个时期，还有一场重要的争论，就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之辩论。玄学派通过割裂言、象、意的关系，得出了“名”不能反映实，“言”不能表达意的唯心主义结论。而欧阳建则从“形不待名”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名能辨物，言能达意的逻辑认识作用。魏朝稽康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论辩的理论，如稽康指出，在反驳时，要“借敌论之难以立鉴识之域”，在是非之间不可寻其“中央而居”等都是很有见地的。唐初，玄奘于643年在印度学成回国，当时他带回大批的书籍到了长安，于是开始了他的翻译佛典的工作，其中并翻译了印度新因明的两部重要著作——《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他的弟子窥基根据他的讲解为其注疏，称《因明入正理论疏》，也简称《大疏》。玄奘、窥基等人不仅对因明的传入和翻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通过翻译和注疏也推进了因明理论的发展。唐朝盛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呈现了新的面貌。文化的繁荣，学术的发展，对逻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评论以往史书弊端和阐述治史的方法时，强调了史书必须 “依实”、“审实”，史料要有证验，名实要一致；同时要勤于思考和推理，以期收到“望表而知里”，“告诸往而知来”的效果。唐朝以后，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他们提出的“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也包含了由归纳到演绎的推理认识过程。而宋明时期的批判理学家唯心论的唯物主义者陈亮、叶适、罗钦顺、王廷相、李贽等人也都讨论了名实关系、名辩的作用和是非标准，并且提出了“由一以之万”和“合万而归一”等演绎、归纳的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