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理论批评handai wenxue lilun piping

自汉初至东汉末年的文学批评。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比先秦有了发展。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辞赋创作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虽未出现，但在有些学术著作中出现了较为集中地阐述文学见解的篇章，如扬雄《法言·吾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王充《论衡·超奇》等作品中都有较多的文学批评的内容；还出现了专门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如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等。人们称学术为“文学”，而称讲究文采藻饰的词章为“文章”，后者接近于今天的文学概念。这都表明文学批评正逐步向自觉的时代迈进。
汉初百家学说并存，人们的文学观也受到不同学派的思想影响，如贾谊、刘安对屈原的评价中都带有道家思想的烙印。但影响较大的还是儒家思想。《毛诗大序》中概括了先秦儒家的诗歌理论，通过汉儒传授，在汉代影响很大。其中特别强调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主张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也肯定了诗歌的“美刺”作用，并概括和分析了《诗经》的“六义”。《礼记·乐记》中提出诗、乐、舞在古代是三位一体的看法，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指出了诗、乐与现实的关系及其认识作用。《礼记》中还宣扬了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汉代很多作家的文艺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刘安和司马迁都对屈原和《离骚》给予了高度评价。司马迁进一步肯定了《离骚》抒发怨愤的特点，在《报任安书》中，又提出了“发愤著书”的观点，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大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是作者在逆境中抒泄愤懑郁结，用以“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的产物。他把著书立说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强调作品中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义，正确指出了作家的生活经历与作品的关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其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皆源出于此。另一个作家司马相如对赋的创作也提出了重要见解，认为赋有“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特点，强调“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见葛洪《西京杂记》)，总结了赋的艺术特点和创作方法，对后人有所启发。此外，在《淮南子》一书中也包含着一些可贵的文艺思想，观点近于道家。
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批评领域。西汉后期的扬雄、东汉前期的班固和后期的王逸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代表。他们对屈原和《楚辞》作过或高或低的评价，但都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出发点，其见识远出于刘安和司马迁之下。但扬雄和班固都重视文学作品的讽谕作用，反对一味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扬雄批评汉大赋“劝百而讽一”，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班固认为赋应“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两都赋序》)，批评辞赋作家“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虽然未能突破儒家以文学宣扬伦理教化的主张，但重视作品的内容，重视文学干预政治的作用，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东汉中期，在经学和谶纬迷信盛行之际，进步思想家王充提出了很多重要文学观点。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发挥“劝善惩恶”和“有补于世”的作用，极力反对“华伪之文”和“虚妄之语”，强调作家要抒发真实情感，“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论衡·佚文》)，强调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认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为此，他一再强调真、善、美三者的统一，推崇“真美”，认为美不能离开善，“美善不空”。他还大力反对贵古贱今、因袭模仿的风气，提倡独创精神，提倡文章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反对艰涩难懂的文风。但其局限是未能划清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学术著作的界限，并把虚构和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也概当作虚妄加以反对。尽管如此，王充的文学观点的积极意义仍是非常突出的，它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