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佛教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并同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的一种外来宗教。当时被看作神仙方术，认为其有神通，项中佩日月光，变幼无方，无所不入。汉代佛教徒也往往迎合神仙方术之士的传教手法，兼用占验、禳灾、祈福、预卜吉凶和看病等以接近民众。据佛教史籍记载，东汉的著名高僧，都会一些方术。如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康会僧“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昙柯迦罗“善学四韦陀，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甚至佛教徒和方士的名称也很接近。东汉末，佛教的“四谛”、“五蕴”、“十二因缘”等最基本的教义已有系统的介绍，但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断定为充满苦难；造成苦难的原因不在客观环境，完全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只有依照佛教指引的路进行修习，才能超出生死轮回报应，得到彻底的解脱之类的说教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东汉著名思想家及其著作都无佛教思想的印迹。佛教只是作为一种宗教迷信在统治者上层活动，主要流传在关中、洛阳、徐淮一带。佛教典籍浩翰，但在东汉末年以前仅有《浮屠经》的口授和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桓、灵之时译出《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般若道行品经》等大乘经典共54部74卷(据《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和《开元释教录》所载各异)，其特点： (1)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他们或是单译，或是合译，虽也有少量汉地僧人或居士参与，但只是从事辅译；(2)外来僧带来何种梵本经就译何种经，且对大小乘佛教经典没有区别，把它们都看作是释迦的教说；(3)以译经为主，著述和注释极少；(4)译经事业主要靠民间资助，官方未出面直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