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灵

南宋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四位诗人的合称。照字灵辉、玑号灵渊，卷字灵舒、师秀号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故有此称。玑生于1162年，卒于1214年，其余三人生卒年不详。他们诗风相同，交往亲密，经常互相唱和，后来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诗派。这一派诗学晚唐，推崇贾岛、姚合的五言律诗，标榜野逸清瘦的风气，在炼字琢句上见功夫，但风格纤弱，境界狭小，没有大的成就。不过他们有些诗还是写得清丽尖新，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赵师秀有《清苑斋集》，翁卷有《苇碧轩集》，徐照有《芳兰轩集》，徐玑有《二薇亭集》。

永嘉四灵

南宋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之合称。照字灵辉，玑号灵渊，卷字灵舒，师秀号灵秀，又俱为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人，故有此称。四人反对江西诗派，推崇唐诗人贾岛、姚合五言律诗，标榜野逸清瘦风格。但作品内容贫乏，意境狭窄，情调凄清幽咽，成就不高。

永嘉四灵

南宋中期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的合称和诗歌流派。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且均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故称。“四灵”中徐照、翁卷是布衣，徐玑、赵师秀曾作过小官，他们虽本有入仕报国之志，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碰壁后，即转而逃避现实，放情山水，“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行》)，为其共同的心态。当时诗坛上，以学问为诗、瘦硬枯瘠的江西派之诗渐为人所厌闻，而宋初出现的讲究锤炼，诗风清苦，反映衰世之音，标榜学习贾岛、姚合的晚唐派诗重又盛行。该派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势和宋诗嬗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反对江西诗派，提倡晚唐诗体，选择贾岛、姚合的创作道路，主张锻字炼句，刻意雕琢，认为：“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叶適《徐文渊墓志铭》引)所作亦有颇富现实内容的诗篇，如徐照《促促词》、徐玑《监造御茶有所争执》、翁卷《东阳路旁蚕妇》等，然具代表性的多为描写自然小景，反映隐逸情趣的作品。体裁以近体为长，尤擅五律，风格清冷，意境幽寂，忌用典，尚白描，重写景，讲刻削，追求野逸清瘦之趣，“大抵中四句锻炼磨莹为工，以题考之，首尾略如题意”，“中四句工，但俱咏景物而已”(方回《瀛奎律髓》)。在人们看惯书卷气息较重的江西派作品的诗坛上，清秀隽逸的“四灵”体颇能给人以新鲜感，加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叶適的大力揄扬，“四灵”之诗便盛行一时。四人中以赵师秀成就最高，其《约客》一诗为传诵之作。翁卷次之，《乡村四月》等诗写得颇为自然秀逸。该派诗的缺陷是学习晚唐诗有生硬模仿之弊，专务刻镂，题材偏窄，境界狭小，赵师秀自称“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刘克庄《野谷集序》引)，可见其才力之窘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可谓切中要害之论。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是指南宋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徐照(？—1211)，字道晖，一字灵晖，号山民，有《芳兰轩集》；徐玑(1162—1214)，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曾任武当、长泰县令，工书法，有《二薇亭集》；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一字灵舒，有《苇碧轩集》；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号灵秀，绍熙进士，曾任高安推官，有《清苑斋集》。因为他们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而且互相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又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人，故名永嘉四灵，又称四灵诗派、永嘉诗派。

北宋中叶后，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风行于世，其影响颇大，直至南宋初年，在宋诗诗坛上仍居于统治地位。南宋郑天锡《江西宗派诗》云：“人比建安多作者，诗从元祐总名家。”(《南宋群贤小集·前贤小集拾遗》)刘克庄说：“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苏轼、黄庭坚)二体而已。”(《后村诗话》)以上两人，如实描绘了当时江西诗派的盛况。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所提出的一套创作理论，其初是想继续清除西昆体靡丽纤弱的余风，并图在北宋诗坛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确不失为一种新的艺术探索，实践证明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一旦形成条条框框，众多后学者群起仿效，流氛日炽，终于走上极端，其弊病也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力主学杜，却丢掉了杜诗面向社会这个根本，而多在诗歌的语言技巧上下功夫，且片面追求形式，讲究文字出处，以借鉴代替创造，以因袭代替推陈出新，使诗变得粗僻拗涩难懂，使诗歌失去了清新自然的活力。因此，金人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曾尖锐地指出：“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清人冯班也说这是“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钝吟杂录》)。这些批评虽然过于尖酸刻薄，但确能切中江西诗派之病痛。到了南宋初，由于政治激变，国难严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感情都趋于激奋。因此，对江西诗派那种片面追求形式的理论与创作，和生硬、拗涩、险怪的艺术形式，渐为不满。张戒的《岁寒堂诗话》，首先对江西诗派之弊进行了批评。他说：“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又说：“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从此扫地矣！”就是江西诗派的积极宣传者与鼓噪者吕本中，晚年也有所悔悟，认识到此派的一些短处。许多文学大家也努力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与束缚，以扫除江西诗派声色枯涩之弊。特别是诗人陆游、杨万里、姜夔、范成大等人，他们初从江西入，虽曾一度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通过创作实践，他们终于领悟到“诗本无体”，贵于天籁自鸣，仅依傍古人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们突破陈规，注重独创，终于自成一家，在理论与创作上均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对于江西诗派公开加以反对，而又独成派别的第一个诗派，就是南宋中期的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中，徐照和翁卷均为布衣，未做过官，徐玑和赵师秀仅做过小官而已。他们皆出于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提倡“事功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之门，据明徐诰《复斋漫录》载：“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他们对于南宋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的态度是“爱闲却道无官好，住僻如傔有客多”(徐照《酬赠徐玑》，“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翕卷《行药作》)，“蓬户闭还开，深居称不才”(徐玑《吾庐》)，“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赵师秀《薛石瓜庐》)，“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春来拟约逍闲伴，同上天台看海涛”(赵师秀《呈蒋肖韩薛师石》)，终日寄情于田园山水间。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倾向必然是“泊然安贫贱，心夷语自秀”(赵师秀《哭徐玑》)，“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翁卷《送蒋德瞻节推》)，“本无官可弃，何用赋归来(徐玑《吾庐》)。他们的创作方法和江西诗派针锋相对，江西诗派标榜学杜甫，同时极力反对晚唐，如黄庭坚(《与赵伯充》)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永嘉四灵却针锋相对，偏偏提倡学晚唐，其诗宗贾岛、姚合，且不遗余力。江西诗派学杜甫的方法是“资书以为诗”，重在“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闭门觅句”，在古人陈言上狠下功夫；晚唐贾岛、姚合则是“捐书以为诗”，不恃典故，刻意“苦吟”，反复“推敲”，而永嘉四灵诗宗贾岛、姚合，其目的是“主于野逸清瘦，以矫江西之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永嘉四灵没有专门的论诗著作，其诗歌主张通过创作表现出来。赵师秀曾选贾岛、姚合诗刻为《二妙集》，以其作为仿效的样板。在诗歌的创作上，永嘉四灵刻意模仿贾岛、姚合。如徐玑《梅》诗云：“幽深真似《离骚》句，枯健犹如贾岛诗。”赵师秀《哀山民》诗云：“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同时的永颐《悼赵宰紫芝甫》诗云：“钱郎旧体终难并，姚、贾新裁近有声。”(《南宋群贤小集·云泉诗集》)戴复古《哭赵紫芝》诗云：“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石屏诗集》)赵汝回也说；“永嘉四灵，乃始以开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南宋群贤小集·瓜庐诗》序)凡此种种，都说明永嘉四灵与贾岛、姚合的诗风大有相似之处。在做诗的方法上，永嘉四灵也继承贾岛、姚合的衣钵，强调“苦吟”。如徐照《宿翁卷书斋》诗云：“君爱苦吟吾喜听，世人谁更重清才？”戴复古《哭赵紫芝》诗云：“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翁卷《送徐灵渊永州司理》诗云：“从来苦吟思，归赋若多篇？”《哭徐山民》云：“分明上天意，磨损苦吟人！”《秋日闲居呈赵端行》自谓：“病多怜骨瘦，吟苦笑身穷”等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他们刻意求工，专务精巧，“非极莹不出”，以较量平仄对仗，锤炼字句为能事。他们把“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认为是“风骚之至精”，于是专工近体，尤精五言律诗。他们能以清新精炼的语言刻画寻常的景物，而又不显露斧凿之痕，并且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如徐照《宜居》中的“引鱼泉走石，扫径叶平蔬”；徐玑《春日游张提举园地》中的“长日多花絮、游人爱绿荫”；翁卷《春日》中的“一阶春草碧，几片落花轻”；赵师秀《冷泉夜坐》中的“楼钟晴听响，池水夜观深”等，实有玲珑剔透之美。永嘉四灵的代表作如翁卷的《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此诗语言明晰浅显，读之琅琅上口，仅寥寥二十八字，写尽浙南水乡地秀人勤的景象。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人景合一，浑然天成。这种紧张而又宁静的情调，犹如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风俗画，表现出生活节奏本身的和谐美。又如赵师秀的《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赵师秀不愧为“四灵”中一位较有成就的诗人，开头一联写得极富时令特色和地方风味，把人带入典型的江南五月之夜，历来受人称道。一个“雨”字一个“蛙”字，起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妙，一个“敲”字一个“落”字，道尽诗人此时的寂寞与无聊。诗写得声色俱佳，静寓动中，动由静出，含蓄蕴籍而又耐人寻味。读之如临其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不失为七绝名篇。再如徐玑的代表作《新凉》：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此诗明白如话，清新自然，不仅具有巧夺天工的艺术美，而且表现出山村田园的自然美。它进一步说明，诗之好坏，不在于用词之玄绝，用典之奥古，因为诗歌不是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堆砌，它的生命和审美价值全来自实实在在的内容，真真切切的情境。

以上例举的几首诗，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主要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因而受到读者的喜爱与欢迎。又加之其同乡，当时的大学者叶适加以标榜与提倡，故影响很大，遂风靡一时，以至达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地步。清人全祖望《宋诗纪事序》说：“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鲒埼亭集·外编》)这段话对永嘉四灵在宋诗发展中所居的地位与广泛影响，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但是，由于永嘉四灵远离时代，脱离社会，仅仅啸傲田园，寄情泉石，交接僧道，应酬唱和，强调“自抒胸臆，自立面目”，故其作品除极少数诗(如徐照的《促促词》等)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外，大多数是抒发恬淡情趣的写景之作，余者多为粉饰太平之诗。因此，永嘉四灵与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提倡的“独抒性灵”一样，多限于抒写个人的狭隘感受，与现实生活颇有一段距离。他们似乎并不了解江西诗派的真正病根所在，也没有想到要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从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诗情，而是乞灵于晚唐的贾岛、姚合，同样犯了片面追求形式的毛病。他们既没有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的戎马生涯，又不去体察当时人民群众的疾苦，生活在远离尘世的“桃花源”里，因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不可能深刻，也不可能提出进步的文学主张。其诗歌主张虽针对江西诗派的末流而发，顺应了当时诗风亟待改革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不良习气和粗僻拗涩之弊，也促进了后来江湖诗派的形成。但终因他们丢掉了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诗内容贫乏，境界狭窄，寄情偏僻，写景琐屑，故好诗太少。这也同他们的祖师爷贾岛相仿：佳句屡有，佳篇则寥寥矣！因此，永嘉四灵的成就不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不高。所以南宋范晞文论永嘉四灵时说：“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对床夜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盖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贤，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

永嘉四灵

南宋诗人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徐照(?—1211)，字道晖，灵晖，号山民，永嘉（今属浙江）人。徐玑(1162—1214)，字文渊、致中，号灵渊，永嘉人。翁卷（生卒之年不详）。字续古、灵舒。永嘉人。赵师秀（生卒之年不详）。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人。他们在生活上乐于清闲，创作上推崇淡泊风格。要求以清新刻意之词反映野逸清瘦之趣。以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师，艺术上讲究以精练的词句刻划寻常之物，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诗作多描写中小地主阶层的闲逸生活，内容平乏，意境狭窄，形式主义倾向较为严重。他们的成就虽不大，在当时诗坛上影响却不小，被人们合称为“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

南宋诗人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灵秀）同为永嘉人，字或号又均带“灵”字，故称。四人诗风相近，推崇贾岛、姚合的五言律诗，标榜野逸清瘦的艺术风格。题材内容均较窄小，但语多圆润，不见雕琢，名噪一时。

永嘉四灵yong jia si ling

Four Lings of Yongjia (referring to Xu Zhao,Xu Ji,Weng Juan and Zhao shixiu who all came from Yong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