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诗集注

唐诗别集注本。清冯集梧注。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集梧字鹭庭，浙江桐乡（今属浙江）人。其父冯浩乾隆年间进士及第，是著名学者，所注李商隐诗文集极为精审，为后世所重。集梧继承家学，罄数年之心血为杜牧《樊川诗》作注。此书完成于嘉庆三年(1798)，付梓在嘉庆六年(1801)后。《樊川文集》二十卷，由杜牧外甥裴延翰编定。据裴延翰《樊川文集序》可知，杜牧早有嘱托延翰代为编集作序之语，后裴延翰将其所留诗文及前此所存手稿编排成集，共分二十编，收诗文赋等四百五十篇。冯集梧所注杜牧之诗，即以此集中之《樊川诗》为底本。诗之编排一仍其旧。此书只注《樊川集》中之诗，非杜牧诗之全注本。为弥补此缺憾，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除《樊川诗集注》正文、《樊川诗补遗》、《别集》、《外集》外，还附录缪钺《杜牧卒年考》一文及《杜牧诗评论汇编》数十则，为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在注释方面，冯集梧致力于词语之阐释而忽略对诗义之贯通。他认为：“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兹故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是故该书在词语注释方面用力最多，凡诗中名物、舆地、典故、难解之字与词语及唐朝有关的典章制度全都注出，且多有补阙发隐之功。但冯注过于拘泥古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论，进行烦琐考据，个别注释亦有不确之处。概言之，本书注释详细，“博采史编，综核时事”（吴锡麒语），乃学习研究杜牧诗歌者不可或缺之书。

樊川诗集注

诗集注本。四卷。唐杜牧撰，清冯集梧注。冯集梧(生卒年不详)，字桐圃、轩圃。桐乡(今属浙江)人。

冯集梧注《樊川诗》，首先对版本进行了考订。他认为别集、外集是杜牧本人“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所以只注正集所载诗歌四卷，而将别、外二集抄附于后，不加注解。另外他从《唐音统签》、《吴郡志》、《建康志》、《事文类聚》、《全唐诗》中抽取他认为可靠的十五首杜牧逸诗，编为《补遗》，附于全书之末。

冯集梧的注也自具特点。他认为杜牧的诗“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然不侔”，因此他的注释“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在这方面，冯氏用力甚勤，举凡《樊川诗》中的典故、人物、名物、地理、制度以及历史背景，都尽可能予以注出。如卷一《感怀诗》题下注，《杜秋娘诗》题下注，《李甘诗》题下注，卷二《李给事二首》题下注，《东兵长句十韵》题下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题下注，等等，对诗中涉及的藩镇割据、边事用兵、内外党争、朝政变迁等，均详细引证历史资料，对于寻绎诗意、领会主旨，极有裨益。除注释外，不少校勘辨析也颇见功力。如卷二《沈下贤》诗，据沈下贤《别权武文》诗、《与李给事书》，确认沈为吴兴人，订正《晁氏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为长安人之误。卷三《润州二首》第一首第一句“句吴亭东千里秋”，冯氏据《孔氏杂记》及《一统志》，校改为“向吴亭”;又《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冯氏据李郢诗，考订题中“湖南”当是“湖州”之误；等等。冯注的缺陷一是过分拘泥于古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说，对于杜牧诗句所用的字或语词，差不多都要注明来历，因此时有赘而无当之处。二是对别集、外集之诗一概排斥，而未进行深入考辨。

成书于嘉庆三年91798)。有嘉庆六年(1801)裕德堂刻本，辑入《四部备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校点本时，将冯氏不采的《全唐诗》卷五二六、五二七中的五十六首诗编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又编了《杜牧诗评述汇编》，附于全书之末。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樊川诗集注

诗集。唐杜牧(803—852)撰。清冯集梧注。四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补遗一卷。牧有《樊川文集》已著录。此书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冯集梧认为别集、外集中诗作是杜牧本人“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因而只注正集四卷，将外集、别集作为附录，不加注释。又钩沉古籍，从《唐音统签》、《吴郡志》、《建康志》、《全唐诗》等书抽取杜牧逸诗十五首，编为补遗，附于全书之末。《自序》中批评以往注诗者曲意解说的弊病，只注释诗中典故、人物、名物、地理、制度及历史背景，不对作品作具体解说分析和艺术评论。然因恪守“无一字无来处”之说。务求穷源竟委，有些注释不免曲意引申，穿凿附会；外集、别集中虽有不少伪作，但也有许多真品，如《山行》、《月》、《遣怀》、《叹花》等，冯氏一律排斥，置而不注，态度未免偏颇过激。有嘉庆六年(1801)裕德堂刊本，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校点本。该本除保留冯氏注本全部作品四百六十三首外，又从《全唐诗》卷五二六、卷五二七中辑出杜牧诗五十六首，编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补录”之后，又编有《杜牧诗评述汇编》。

樊川诗集注

诗集注本。四卷。唐杜牧撰，清冯集梧注。冯集梧（生卒年不详），字桐圃、轩圃。桐乡（今属浙江）人。
冯集梧注《樊川诗》，首先对版本进行了考订。他认为别集、外集是杜牧本人“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所以只注正集所载诗歌四卷，而将别、外二集抄附于后，不加注解。另外他从《唐音统签》、《吴郡志》、《建康志》、《事文类聚》、《全唐诗》中抽取他认为可靠的十五首杜牧逸诗，编为《补遗》，附于全书之末。
冯集梧的注也自具特点。他认为杜牧的诗“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然不侔”，因此他的注释“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在这方面，冯氏用力甚勤，举凡《樊川诗》中的典故、人物、名物、地理、制度以及历史背景，都尽可能予以注出。如卷一《感怀诗》题下注，《杜秋娘诗》题下注，《李甘诗》题下注，卷二《李给事二首》题下注，《东兵长句十韵》题下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题下注，等等，对诗中涉及的藩镇割据、边事用兵、内外党争、朝政变迁等，均详细引证历史资料，对于寻绎诗意、领会主旨，极有裨益。除注释外，不少校勘辨析也颇见功力。如卷二《沈下贤》诗，据沈下贤《别权武文》诗、《与李给事书》，确认沈为吴兴人，订正《晁氏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为长安人之误。卷三《润州二首》第一首第一句“句吴亭东千里秋”，冯氏据《孔氏杂记》及《一统志》，校改为“向吴亭”；又《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冯氏据李郢诗，考订题中“湖南”当是“湖州”之误；等等。冯注的缺陷一是过分拘泥于古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说，对于杜牧诗句所用的字或语词，差不多都要注明来历，因此时有赘而无当之处。二是对别集、外集之诗一概排斥，而未进行深入考辨。
成书于嘉庆三年91798)。有嘉庆六年(1801)裕德堂刻本，辑入《四部备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校点本时，将冯氏不采的《全唐诗》卷五二六、五二七中的五十六首诗编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又编了《杜牧诗评述汇编》，附于全书之末。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樊川诗集注

七卷。清冯集梧撰。冯集梧，字孟亭，浙江桐乡 （今嘉兴）人，冯浩子，生平事迹不详。本书为唐代文学家杜牧诗作的集注。杜牧生活于晚唐，其经历颇广。其为诗，多有感而发，其诗文中多指陈讽谕时政之作。写景抒情的小诗，多清隽生动，只少数以纵酒狎妓为题材的诗篇流于颓废。其诗在晚唐成就颇高，后人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此集包括集论四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补遗一卷。正文前有吴锡麒、裴延翰序，冯集梧自序，尚有旧唐书本传、唐书本传，对杜牧生平均有介绍。正文四卷，收诗二百六十七首。别集一卷，收诗六十首。外集一卷，收诗一百二十三首。补遗一卷，收诗十五首。有嘉庆六年(1801)德裕堂刻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