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诗馀序

清邹祇谟撰。见于《梅村诗馀》(有清康熙中休宁孙氏留松阁刊《国朝名家诗馀》本、1936年开明书店铅印《清名家词》本等)。此序由“词者，诗之馀”这一古老的定义引申开去，论证“诗人与词人有不相兼者”，以见吴梅村兼擅诗词之不易。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从唐、宋、明三代撷取了大量的史实。被他援为例证的唐代史实是：“李、杜皆诗人也，然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为词开山，而子美无之也。温、李皆诗人也，然飞卿《玉楼春》、《更漏子》为词擅场，而义山无之也。”作者所援引的宋代史实是：“欧、苏以文章大手，降体为词。东坡‘大江东去’，卓绝千古，而六一婉丽，实妙于苏。介甫偶然涉笔，而子固无之。眉山一家，老泉、子由无之也。以辛幼安之豪气，而人谓其不当以诗名，而以词名。岂诗与词若有分量，不可得而逾者乎？”为作者所援引的明代史实则是：“有明才人，莫过于杨用修、汤若士。用修亲抱琵琶，度北曲，而词顾寥寥。若士‘四梦’，为南曲野狐精，而填词自宾白外无闻焉。即词与曲亦有不相兼者，不可解也。”这些史实呈零散状态时或不易为人们所注意，但一经作者加以汇合与排比，蕴含在其中的意义就不言自见，而足以证成作者在序文起首提出的论点：“诗人与词人有不相兼者。”那么，本朝文坛又复如何？作者认为：“近日词林宗匠，往往专意诗古文，至度曲倚声，则多搁笔。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见梅村先生耳。”这就逼出一篇正意：赞扬吴梅村通才难得。作者认为，吴梅村在诗文曲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皆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先生文章仿佛班、史，然犹谦让未遑，尝谓予曰：‘若文则吾岂敢，于诗或庶几焉。’今读其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及所制《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至于梅村词，则“在季孟之间，虽所作无多，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悱之致”。作者进而综合评议道：“余尝谓先生之诗可为词，词可为曲。然而诗之格不坠、词曲之格不抗者，则下笔之妙，古人所不及也。”诸如此类，都可为研究梅村词者所参考。作者在序末还记及：梅村“遗命于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词人吴某之墓”。对此，作者解释并感叹说：“盖先生退然以词人自居矣。夫使先生终于词人，则先生之遇为之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