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七绝，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曾被人誉为他七绝中的压卷之作。诗作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春天，作者时在湖南潭州(长沙)。

李龟年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他不但洞晓音律，而且善于歌唱，是当时国家音乐机构(梨园)的大乐师之一。他经常往来王公贵族的府邸，并深受玄宗的宠幸。《明皇杂录》(卷下)说他曾“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可以想见他当年身世的煊赫。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辗转流离到江南，依靠卖唱维生，生活十分落魄。据范摅《云溪友议》载，他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唱过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清风明月苦相思”等词，声调哀怨动人，充满故国之思，“座客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卷下)。

杜甫认识李龟年大约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当时杜甫寄寓在洛阳姑母家中，才十五六岁，正是青春年少之时。在岐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府邸里，他曾多次听过李龟年的歌唱。那时正值唐朝的黄金时代，史家乐道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两京很快陷落，玄宗仓促逃往四川，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民族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杜甫和李龟年也如“漂梗”一样，长期辗转流徙各地，一个老病孤舟，异方作客；一个生活无着，靠卖唱维生，饱尝了人间的流离颠沛之苦。不意今天两人竟在潭州邂逅相遇。他乡漂泊，老来重见，胸中该有多少言语，其间社会之乱离，人情之聚散，国家之兴亡，个人之遭遇，抚今思昔，感慨不尽，但是，“言不可尽，以不尽尽之”(刘熙载《艺概》卷二)，诗人将这无限丰富的内容，熔铸在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之中，使人读后低回吟味，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一、二两句介绍李龟年音乐家的身份，同时点出自己和他过去的交往。两句中都藏有一个“歌”字。岐王，即李范，玄宗之弟，“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旧唐书·睿宗诸子传》)。“崔九”，即殿中监崔涤。此人多辩智，善谐谑，很受玄宗宠幸。《旧唐书·崔仁师传》说，他“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杜甫少年时在洛阳，由于前辈的援引，得以经常出入他们府中。“见”与“闻”，互文见义，指李龟年的演奏和歌唱。“几度”“寻常”，透露出李龟年当年以演奏与歌唱活跃于王公贵族府邸的情景。两句以对句领起，使人回忆到开元天宝期间国力强盛、歌舞升平的景象，回忆起当年这位音乐家以及诗人自己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言外流露出无限的眷恋。

一、二两句极写其盛，三、四两句陡然转折：“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指山明水秀风景清幽奇绝的湖南江湘一带。“落花时节”，指群莺乱飞落英缤纷的暮春三月，正是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阔别了四十多年的友人竟又意外地重逢了。两句与上文对照，大起大落，通过“正是”与“又”的斡旋，几乎包括了四十年间社会人生的巨大变化，流露出诗人深沉的感叹：回想当年，国家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而今军阀割据，兵戈不息，两人也由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变成为辗转漂泊于江湖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又逢君”三字，更是千锤百炼，感慨万千.包含有多少今昔盛衰之感、彼此凄凉流离之苦、人生会合之难的感喟在内，读后使人感到无限悲感、无限哀伤。“落花时节”，是对“又逢君”的有力反衬，景色越优美，越衬托出这重逢场面的凄凉与难堪；同时它又是诗人和李龟年青春年华业已凋谢的写照，也是唐朝国运衰微的象征，——风景不殊，举目都有山河之异呵！两句写得含蓄深刻，使人掩卷凝思，低回流连，不能自巳。

唐人近体诗中的绝句，当时主要作乐章唱，因此在作法上与古体诗、七律、五律等不同。它一般不作叙述和描写，而要求有清新的语言，浓厚的抒情和铿锵的音韵，即“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沈德潜《说诗晬语》)。这与它的入乐有关。七绝最后一句在入乐时要复沓，因此，诗人在写作时常把全诗的重点凝聚在它上面，使它特别具有表现力。杜甫的这首七绝，可谓是极合这种“正格”的杰作。前人对杜甫的一些绝句，有过一些不同的议论，但对于这一首，看法却完全一致。研究杜甫很有些新鲜见解的黄生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仇兆鳌《杜诗评注》卷二三引)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