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唐诗比较文学研究

日本读者喜爱唐诗，在日本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便有唐诗名篇。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春眠不觉晓”，“月落鸟啼霜满天”等佳句，如同《万叶集》、《百人一首》等和歌集中的名句一样熟悉。一些研究者认为，唐诗即便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卓越的。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战后以来，他们开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唐诗，一方面探讨唐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唐诗与日本和歌的对照，剖析中日两国抒情文学的异同。
白居易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既广且深，水野平次的《白乐天与日本文学》(大学堂书店，1982)对此有具体的阐述。从四十年代起，金子彦二郎便致力于平安朝文学中《白氏文集》影响的考察，他的专著《平安朝文学与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培风馆，1943；增补版，1961)和《平安朝文学与白氏文集——道真文学研究篇》(讲谈社，1948，第一册；艺林社，1978，第二册)，分别主要从和歌与汉诗两个方面对白诗影响作断代研究，多涉微细之处，资料丰富。凡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东京女子大学学会丛书，1964；中译本申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则以《源氏物语》为对象，考订出该书引用白诗四十七篇，引用一百零六处，认为紫式部在文学思想、小说结构布局等方面都接受了《白氏文集》的影响。凡山清子阐明了《白氏文集》在日本流传的版本系统，以及紫式部本人所读到的《文集》究竟是哪种版本，并抉隐发微，指出《源氏物语》在文词表现上与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与白居易诗篇有影响关系的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而探索《源氏物语》在文学思想、表现手法等方面与《白氏文集》的关系，以及紫式部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这些论著中都不难看出将乾嘉考据学派的作风贯彻到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尝试。
太田青丘《芭蕉与杜甫》(法政大学出版局，1978)对江户时代“俳圣”松尾芭蕉所受杜诗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他认为，芭蕉描写隐居深川草庵贫穷生活的俳句“晨起雪连绵，孤身得嚼咸鱼干”，是“在沉痛感情背后，有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暗中起着作用”。又说：每读芭蕉俳句“春雨潇潇，漏屋滴雨过蜂巢”，“均会联想到杜甫《独酌》诗句‘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芭蕉写的“蜻蜓几度，风猛草摇停不住”，“从杜诗《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句中所得启迪是很多的”。本书为进一步研究杜诗对松尾芭蕉的影响提供了探索的基础和有益的启示。另外，以岳宪之《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上、中、下(塙书房，1962～1965)，写过《唐诗开眼》(法政大学出版局，教养选书，1972)的太田青丘所著《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清水弘文堂书房，1968)等著述，都有关于唐诗影响的精辟论述。
日本人研究唐诗，往往通过自己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用不同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它。他们的观点，曲折复杂地反映着日本的文学传统和审美趣味。铃木修次（广岛大学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书籍，1978)，以及伊藤正文（原神户大学教授）撰写的《日中比较文学》(神户大学《文化学年报》第一号)，都力图从文学观、文学概念、审美传统等方面来说明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接受的历史，挖掘两国诗文的异同点。两位研究者先后各自对风流、无常、雅俗、风雅、幽玄等同形异义概念的对比，透过文字而深入实质，颇有启发意义。象平安时代为什么白诗风行一时而杜诗几无人问津这一类问题，作者也力求提出独特的见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也可从中得到启发。松浦友久《诗语研究——唐诗札记》(研文出版，1981；中译本陈植锷、王晓平译，中华书局)围绕唐诗中频繁出现的诗语诸相，来考察中国式的思考、感觉的倾向及与日本语文化的异同。书中提出的问题，如为什么《长恨歌》不为《长怨歌》，为什么中国的厌战诗、反战诗里没有出现送别出征兵士的孩子，为什么日本和歌里没有“蛾眉”、“断肠”等歌语，都是作者从日本文学的视角发现和开掘的。可贵的是，作者还力欲通过诗语的考察对照，揭示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方式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