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教伦理思想

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以儒家伦理尤其是“三纲五常”、忠孝和礼的学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对日本社会道德生活影响很大。圣德太子草拟的《17条宪法》实际上是以“和”为核心的17条政治道德，公元707年，文武天皇在诏书中强调：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公元757年，孝谦天皇曾下诏令全国学习《孝经》，奖励“孝子”。但是，在17世纪前，由于受社会结构的局限，儒教伦理长期依附于佛教伦理，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它仅仅作为贵族阶级的教养，在上层社会得到有限的实行。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了幕府统治，把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为了维护这种身份等级制度，单靠武力镇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控制人民思想的御用学说。适应这种需要，日本朱子学应运而生，并被幕府定为官方哲学。于是儒教伦理最终摆脱了佛教伦理的压制，开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居于正统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前夕。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是藤原惺窝和他的高徒林罗山。朱子学尊崇“大义名分论”，把日本社会分为天子、诸侯、御大夫、士、庶人等5个等级，并把它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它还主张用“五伦”道德作规范，以维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的“上下贵贱之义”的永恒合理性。随着朱子学的成长，从最初信奉朱子学的学者中派生出了许多阳明学家和古学家。阳明学派的“开山祖”是中江藤树。这一学派的伦理观建立在“良知”说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特点是：首先，重孝道，以孝为万事之根本。中江藤树认为，“明德”是“万物一体之本体”。“我心之孝德即明德”，因此，“天地万物皆在我本心孝德之中”。这里，他通过用“孝德”一词来代替“明德”一词，把孝作为造化天地万物之本。其次，主张“文武一德”、“忠孝一本”，强调武士必须首先“明明德，守义理”，才能发扬“仁义之勇”。其三，重德教，强调通过以良知为镜而慎独，交五伦，去私欲，以达到本体之明德的道德修养功夫。认为朱子学的道德修养方法是规范的强制，对于提高来自内心自发的德性不起作用。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对立，导致了人们对后世儒学的疑惑，从而产生了试图从儒学古典出发来解释儒学的古学派。古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古学派依据古典，反对朱子学的“理性之说”。在伦理道德方面，认为道德是“性”以外的东西，不能从人类的“性”中引申出道德。山鹿素行一方面承认“性”有善恶，一方面把道德与“礼”联系起来，视“仁”为道德的源泉，“情”之发动而合乎礼节的就是“仁义”。伊藤仁斋认为，道德和性不同，是独立于主观之外的东西。荻生徂徕把山鹿素行关于“礼”的见解，伊藤仁斋关于道德客观性的主张明确地加以理论化；认为人心无善恶之分，可以动于善，也可以动于恶。先王为了导性于善而造出了“道”。其核心是“仁”；其内容是“礼乐刑政”；其方法是“以礼制心”；其目的在于安民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