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言论自由”的原则。
 临时政府内务部最初曾颁布了一个《暂行报律》,规定比较严格，向报界约法三章。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本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日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1]
 上述《暂行报律》电文发布后，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大共和日报》等均通电指责。其中，以章炳麟最为强烈。3月7日，章为《大共和日报》撰写了题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当知报界中人，非不愿遵守绳墨，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胡之失。”^[2]
 在上述情况下，孙中山也认为上述报律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令饬内务部宣布无效。他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3]
 其实，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对反革命的言论，如煽惑破坏共和国体者，加以限制和取缔，还是必要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缺乏资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样，就在实际上为—些反革命言论开了绿灯。
 但是，总的说来，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即开放言论的政策，对破坏清政府的钳制言论的政策，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12年，全国报纸约达五百家之多，其中北京五十家，上海十五家。一些中等省会城市，也都有许多家报纸，如广州有十三家，福州有十一家，南昌有八家，甚至象扬州、常州、无锡、南通、绍兴、汕头、烟台、常德等城市，也都各有一两家报纸^[4]。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

新闻政策

参见“新闻法规”条。

新闻政策

指国家、政党及其地方或分支机关、组织在一定时期为所控制的新闻机构制定的行动准则。独立的、规模较大的新闻机构的控制者为本机构制定的行为准则也可称为新闻政策。新闻政策主要是对政治导向、政治宣传纪律而言，但也有将“客观”、“公正”视为新闻政策的。新闻政策的明确提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同盟国除用武力进行斗争外，还制定了对外新闻（在相当程度上是宣传）政策，建立国际宣传机构，用以从精神上摧垮敌方。考察新闻政策，一般要看新闻控制者的有关文件，新闻媒介的发刊词、改版词，或由新闻报道和宣传的总体倾向表现出来。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徐宝璜，1919年)对新闻政策做了如下阐述：“新闻纸对于各事有所主张，或保守，或进取，或赞成，或反对，日日于其社论栏内发表之，拥护之，乃正常之事也。‘新闻政策’如作此解，吾人对于新闻纸之主张，纵或有怀疑之处，然不咎其有一定之主张也。换言之，‘新闻政策’之当存在，无可疑也。所可惜者，‘新闻政策’并不作此解。彼在今日，有造谣与挟私的意味。政党之机关报，为达一时之政治目的起见，往往对于敌党之领袖，造一篇大谣言，登之报上。以混乱一时之是非，反美其名曰，此‘新闻政策’也。或每日于新闻栏内，为输灌不利于敌党之感想于阅者脑中起见，将一原来五六行即可登完之新闻‘特别放大’，成一篇淋漓痛快洋洋千言攻击敌党之大文章，亦美名曰，此‘新闻政策’也”。“此种明目张胆造谣挟私之‘新闻政策’，绝无存在之余地”。“世俗之所谓‘新闻政策’者，非打消不可矣”。(《新闻文存》第330页，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我国对新闻政策的研究开始于1931年。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指定其助教杜绍文研究新闻政策，并于当年出版了杜的著作《新闻政策》，戈公振、黄天鹏、谢六逸为书写了序言。该书分为六章，阐述了新闻政策之发凡、新闻政策之现状、新闻政策的展望及中国的新闻政策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认为，新闻政策之发生与发展，皆以新闻事业之发达为其原动力；新闻政策之动用，各就其“时宜性”而异其趣。作者将新闻政策区分为对内对外两大类。对外又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种类型；对内又分为改良、革命、专制、放任、精思五种新闻政策类型。

新闻政策

❶政党、国家或集团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为所属新闻机构规定的工作方针和纪律。
❷专指新闻机构自身的工作原则或编辑报道方针。

新闻政策

指国家、政党及其地方或分支机关、组织在一定时期为所控制的新闻机构制定的行动准则。独立的、规模较大的新闻机构的控制者为本机构制定的行动准则也可称为新闻政策。新闻政策主要是就政治导向、政治宣传纪律而言，但也有将“客观”、“公正”视为新闻政策的。新闻政策的明确提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同盟国除用武力进行斗争外，还制定了对外新闻（在相当程度上是宣传）政策，建立国际宣传机构，用以从精神上摧垮敌方。考察新闻政策，一般看要新闻控制者的有关文件、新闻媒介的发刊词、改版词，或由新闻报道和宣传的总体倾向表现出来。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徐宝璜，1919年)对新闻政策做了如下阐述：“新闻纸对于各事有所主张，或保守，或进取，或赞成，或反对，日日于其社论栏内发表之，拥护之，乃正常之事也。‘新闻政策’如作此解，吾人对于新闻纸之主张，纵或有怀疑之处，然不咎其有一定之主张也。换言之，‘新闻政策’之当存在，无可疑也。所可惜者，‘新闻政策’并不作此解。彼在今日，有造谣与挟私的意味。政党之机关报，为达一时之政治目的起见，往往对于敌党之领袖，造一篇大谣言，登之报上，以混乱一时之是非，反美其名曰，此‘新闻政策’也。或每日于新闻栏内，为输灌不利于敌党之感想于阅者脑中起见，将一原来五六行即可登完之新闻‘特别放大’，成一篇淋漓痛快洋洋千言攻击敌党之大文章，亦美其名曰，此‘新闻政策’也。”“此种明目张胆造谣挟私之‘新闻政策’，绝无存在之余地”。“世俗之所谓‘新闻政策’者，非打消不可矣。”(《新闻文存》第330页，新闻出版社1987年)我国对新闻政策的研究开始于1931年。是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指定其助教杜绍文(1909— )研究新闻政策，并于当年出版了杜的著作《新闻政策》，戈公振、黄天鹏、谢六逸为书写了序言。该书分为六章，阐述了新闻政策之发凡、新闻政策之现状、新闻政策的展望及中国的新闻政策等几方面的内容。作者认为，新闻政策之发生与发展，皆以新闻事业之发达为其原动力；新闻政策之运用，各就其“时宜性”而异其趣。作者将新闻政策区分为对内对外两大类。对外又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种类型；对内又分为改良、革命、专制、放任、精思五种新闻政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