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Journalism通过写作或编辑时事资料并借助印刷和电子媒介广为传播信息的行业。总是受到一系列外界因素的约束：政府、政党、拥有传媒的企业以及技术的革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加拿大新闻业的发展，甚至影响新闻工作者奉行的准则、写作风格以及社会地位和自由。
作为一个殖民地，在中央集权的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下，新法兰西在1760年前不允许印刷出版报刊。随着英国探险家发现哈里法克斯，新闻业于1751年出现在新斯科舍。继英国征服魁北克后，1764年新闻业出现在魁北克。但是出版业和社会仅为新闻工作者提供很小的活动范围，因为大部分人是文盲，报纸发行量很小。典型的新闻工作者通常是集出版商、编辑和印刷工于一身。
在国外革命风起云涌、国内政治斗争复杂的时代，坦诚直言的新闻工作者是与造反、煽动和叛国的罪名连在一起的。1810年禁止《加拿大》出版以及判处皮埃尔·贝达尔和佛朗索瓦·布朗谢特入狱即是一个例子。但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从国家得到好处，小心地按官方的旨意办事，为整个统治集团服务。
1835年约瑟夫·豪诽谤罪一案树立了新闻界作为加拿大合法的、为持不同政见者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的形象。由于对改革的缓慢步调不耐烦，豪用其报纸《新斯科舍人》(1827年创刊)批评政府的政策以及负责这一事务的官员，豪因此被指控犯有诽谤罪而入狱。在审讯时，他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辩护词，为出版自由大声疾呼。
新闻个性化常常以牺牲报纸的利润来达到。在成立邦联前，即使大型日报都是短命的，面对商业上的不景气以及围绕“尽责政府”的政治争论的升温，新闻工作者们乐意与政治党派联合在一起。例如乔治·布朗就是在1844年由改革党鼓励而开办多伦多《环球》报的，他把《环球》作为党的宣传机构来扩大读者群，吸引广告获取利润。1854年后，布朗的影响力帮助他巩固了重组的格利特改革党领袖的地位，接着，作为新闻记者，他又获得很大编辑自由权。其他的新闻工作者如夏洛特敦《观察者》报的爱德华·惠兰和《加拿大人》的艾蒂安·帕朗特也都颇有影响，并且通过他们出版家兼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享受着编辑自由。
19世纪80年代，一种新型报纸《人民日报》在大工业城市发行并赢得大量的读者群，其风格形式变化多样，并摈弃与政治党派的紧密隶属关系，不是强调思想观点而是新闻，尤其是敏感的新闻。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虽摆脱了派性的统治，却面临着大商业的新秩序。到20世纪20年代，大城市的日报已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抢先刊载的独家新闻、花招噱头或是趣闻轶事代替了社论。
到20世纪中叶，由于来自外部的压力，报纸需要在广告竞争中找到一条成功的途径。随着50年代电视的出现，旧的报纸版式不再能保证拥有市场。记者们发现自己拥有发挥主动性的更大自由。1956年的传播途径之争后，议会中的记者席开始担当起公众监察人的作用，对政府评头论足。加拿大政论新闻编辑杰克·斯科特、布鲁斯·菲利普斯、道格拉斯·费西尔、查尔斯·林奇突然间又变得“固执己见”，对政府的错误进行评论。技术给予摄影、电影和广播新闻工作者以更大的自由。例如，勒内·莱维克利用电视的新颖，使自己成为传媒之最和魁北克的政治领袖人物。戈尔登·辛克莱建立起传媒明星的地位，通过同时供职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三种传媒而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增加的机会并没有导致工作条件的改善。他们组织工会，以对付报酬低、职业安全感差、不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专横的管理等种种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一些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卡尔顿大学和赖尔森工艺学院开设了第一套完整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而西安大略大学的培养倾向于实践，在新闻专业研究班和研究生课程方面作了创新。1968年，拉瓦尔大学首次开设新闻学课程。到20世纪70年代，几十所大学、社区学院、普通或职业教育学院颁发传播学和新闻学的文凭、证书和学位。1985年，9所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据1973年统计，40%以上的城市日报的新闻记者都有学位。 新闻业Journalism见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