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

中国近代梁启超伦理思想代表作。汇编1902年至1906年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20篇论文而成，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4卷。该书从道德决定论观点出发，把新民特别是新民德作为救亡图存的第一急务。提出中国的新民德应当是：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尊重自身人格，去掉奴隶性；有天赋人权思想，敢于维护自己的人权；有自由意识，争取政治、思想、经济和民族自由；讲公德，关心国家大事；要修明私德，增强民族团结；有权利、义务思想，克服独善其身的束身寡过主义；有刚毅品质，去掉畏缩萎琐、自私自利、残忍狡伪、倾轧凉薄、混沌苟且的恶行恶德。批判了封建道德，全面阐述了自己的道德主张。

新民说

清末伦理学著作。清末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与康有为一起倡导“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主张立宪保皇。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宏富，编为《饮冰室合集》。《新民说》系作者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表在《新民丛报》的二十篇论文汇编而成。篇目为：《新民说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因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故名。其主旨是通过思想启蒙，把民众培养成新型的国民。
《新民说》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民”是国家的基础，然而“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民众的种种落后性，因而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先有“新民”，“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新民“自新”的主要内容是“新民德”，进行“道德革命”。赞同日本福译渝吉把“独立自尊”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纲领，“人者何？人格之谓也”，即以为人最为可贵的是独立自由品格。由此批判了奴隶思想，呼吁人们珍视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本性，“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而且肯定人除了独立自由之性外，还有“合群之性”。据此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之说，强调“新民”必须具有利群、爱国的“公德”。认为中国人的一大缺点是“公德”的缺乏，因此说：“知其公德，而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矣……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认为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国家是最大的群体，“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因此“新民”就应当具有国家思想，个人和小群都要服从国家利益，“利群”之“公德”从根本上说是爱国。并提出“进化者，天地之公例”。因此“新民”应确立进化发展的人生观，以改变中国人偏于保守、怯懦的性格，而富有进取冒险之精神。以为“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认为这种进取冒险精神是文明人的一个特点。禽兽以至野蛮人都是饥则求食，饱则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文明人则不同，他们有理想，永不满足，因而不断努力进取，并以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去战胜进取过程中的阻力。
此书又认为独立自尊，利群爱国，冒险进取等道德均是天赋先验的，“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因此颂扬精神之自由，反对精神受奴役，受桎梏，认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原动力者耶？”认为自由是人的本性，是人生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因而反对孔教独尊，认为这会“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久而久之则“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导致“学说隘而思想窒”。
此书提倡“破坏主义”。“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认为对旧事物的破坏，会促进新事物的建设，从而推动社会进化发展。“其破坏者，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随建设。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然而又“恐秩序破坏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因此，也批判过分的“革命热”，“国终非以此‘瞎闹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主张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并转而提倡“正本”、“慎独”、“谨小”等“私德”。反映了梁启超反对革命的立场。
后收入《饮冰室合集》，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