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xinshixue

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 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 “新史学” 的更新变化。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首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 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 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 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 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 强调史学家的解释， 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 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 的创刊， 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 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 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 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 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 《蒙达犹》等， 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 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 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 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 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 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 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 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 （比如探索规律）, 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 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 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 于是便出现了 “新叙述史”： “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 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 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 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 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 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 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 转引自 《史学理论》 1989年第1期第33～34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 这是一种 “新的” 旧史学。

新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性理论名篇。清末梁启超(生平见《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条)撰。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运用西方传入的近代史学理论和观念，对中国传统旧史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指责旧有史籍非但不能促进而且有碍国民意识的发达，认为它有四蔽二病。四蔽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虽名为史，其实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不重视当代史，“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综观其批判内容，虽不免存在“卤莽疏阔”和武断之处，但确是击中了封建史学的要害。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批判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正统史观。指出一千多年来，封建旧史家斤斤计较于正统，攘臂张目，笔斗舌战，闹得不可开交，其实就其实质来说，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分析封建史家之所以如此看，是因为他们“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他分析说：“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舍此则非所闻也。”不仅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如此，就是司马光属稿十九年，素称精善的《资治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指出所谓“正统”，实际上是“君统”，而“君统”的起源是由于“霸者”，即专持强力以统治天下人民的封建专制帝王，封建统治者捏造这种说法，用以压制和愚弄人民。他分析历史上的“正统”与“僭伪”之争论者所持理由可分为六点：一是以得地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二是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三是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伪也，四是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伪也，五是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皆伪也，六是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皆伪也。认为这些标准，是“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每条理由都是谬误的。
二、批判封建旧史学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对旧史学性质的剖析，即史学家的任务是否以研究、记述往事为限？在考索真事实之外，是否还应该追寻演化的公理公例、因果关系？即史家编撰史著时是否应该以明道或鼓吹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为宗旨。指出旧史家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其作用只能是“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不仅不是增益人民智慧的工具，相反只能起到消耗人民智慧的作用，使我国人民产生“知古不知今”的愚昧现象。
三、对封建旧史学编撰方法的批判。指出封建史籍的编撰方法病在“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史书所取，多为无用之事实，如“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诸如此类，“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因此，“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即以《通鉴》而论，如以近代史学观念视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至如欧阳修所写的《新五代史》，虽然“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邪！”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家只是罗列事实，而不能很好地选择和鉴别史料，不考虑所选择的史料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和所产生的影响如何。正因为如此，致使“吾中国史学知识不能普及”，其原因“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就封建史学著作的编撰体例来说，作者认为病在“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指出中国二千年来的封建史学家稍有创作之才者，只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梨洲六人。其他千百史家都是“公等碌碌，因人成事”，模仿他人编撰体例，所以不可能有所成就。历代史书陈陈相因，独以政治史最为详细，直至黄梨洲撰《明儒学案》，方有独立的学术史。殊不知政治史、学术史之外，尚有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等可作，由于封建史家只知因袭而不能创作，致使这些方面的著作缺如。此文还批判了封建君统、春秋书法等。文中首次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提出史学要为救国图强服务，为造就有资产阶级理想的新民服务。
初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民丛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新史学New History

史学流派。早期代表人物詹姆斯·哈维·鲁滨逊1911年发表《新史学》一书，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主张利用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范围较前更为广泛的社会史，提倡多元文化史观，认为历史学的功能须与时下社会改革和社会进程相结合，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史学出现新趋向，主张加强跨学科研究及计量方法的运用，同时进一步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尤其注重对社会普通成员及其日常生活结构，如家庭、社团活动、出生和死亡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新史学”之称，但与二十世纪初的史学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