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讽谕说

有关《金瓶梅》思想主题的一种观点简称.倡论者为魏子云。见《<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金瓶梅>审探》等书。此说认为，《金瓶梅》创作的主旨是“政治讽谕”。其最初的动机乃与讽谕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以及常洛太子的册立事件有关。这是“《金瓶梅词话》头上的王冠”。第一回述及刘邦因宠戚夫人而欲废嫡立庶事与明神宗的宫廷闱事十分相似。这些描写与现存小说全书的内容不相符；正文之前的“四贪词”分咏酒色财气以作劝戒，这在万历十八年发生的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才、气”四箴以讽谕神宗皇帝的事件中也能得到印证。最初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讽谕之作”，后来为免迫害，才改成现在的《金瓶梅词话》，而留下了部分没有删除的痕迹。此说提出后，郑培凯即撰文反对，视为“索隐派”的复活。黄霖等著文表示支持，《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为其代表作。该文指出，《金瓶梅词话》创作的时代，是明朝政权内外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关心朝政，追求“寄意”的小说作者必然会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如小说第八十七、八十八回均有“册立东宫”的话，是作者在时代浪潮冲击下，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一个显例。第六十五回中的“陈四箴”这一人名，于当时发生的臣僚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谏诤于朝庭的事有关，实为“雒于仁陈四箴之后的产物。”其对“四贪”的批判，“是有的放矢、有所寓意的”。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政治意义的‘有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