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方法论

政府经济学一方面要说明政府行为、政府活动及政府职能的性质、特征和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政府如何行使职能、如何开展活动、如何规范行为，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政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科学的、有效的。
1.既要重视政府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应当怎么样”和“应该怎样做”的规范性研究，也要加强经济现象实际上“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
在对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方法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研究方法不同而导致不同结论是常有的事。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定的研究方法。政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就是描述经济现象“是什么”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解决的”；或者说，实证研究就是揭示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原因与结果，以及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它回答的是： 如果作出了某种选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规范研究则是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应当怎么样”，或者说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应该怎样解决”等这一类的问题。它涉及伦理标准和价值判断问题。为了避免主观随意性，政府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重视规范分析之外，必须加强实证分析。
2.应当充分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研究政府行为
比较分析在经济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比较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分析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都要运用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对同时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它有助于获得对所比较的事物异同的认识。纵向比较是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既包括对一国不同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也包括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它有助于了解某一经济现象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政府经济学运用比较分析法，既要对不同国家的政府的行为加以比较，也要对同一国家的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行为加以分析，从中确定政府经济学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规律。科学地运用比较分析法要注意三点：一要注意事物间的可比性；二要深入探讨不同问题产生的原因；三要避免主观臆断，保证比较研究的客观性。
系统分析是根据客观事物所具有的系统特征，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结构与功能、整体与环境等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政府经济学使用系统分析法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理解政府行为系统及其与其他社会经济主体的关系。系统分析法有助于研究政府行为与其他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另一方面，系统分析法也存在不足之处：它只适合把握宏观经济现象，不适合研究政府的具体行为。因此，系统分析法可与案例分析法相结合，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连续调查和了解，探求政府行为的规律。
3.从局部到整体、从静态到动态
经济研究非常重视均衡问题。均衡或叫做平衡，它本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作用在质点上的所有力的合力或矢量和为零时的状态。在平衡状态下的物体，除非受外力的扰动，会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经济中的均衡是指经济决策单位若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或购买方式已不能获得更多利益，从而不再改变其经济行为的稳定状态。均衡分析就是假定经济变量中的某些变量为已知的或固定不变的，然后考察相关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所出现的情况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均衡分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按照局部均衡分析，当考察一种商品的价格如何因供求两种力量的作用而达到均衡时，总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只取决于这种商品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的价格和供求状况的影响。而按照一般均衡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供给和需求状况，还受到其他商品价格和供求状况的影响。因此，一种商品的价格和供求的均衡，只有在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供求都达到均衡时才能决定。
静态分析是与均衡分析密切联系的。所谓静态分析，就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以及有关的经济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但并不论及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例如，假定已知某种商品的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就可据此找出该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时应有的价格和产量，即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只要上述供求状况不变，由此达到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就会处于稳定状态。
所谓比较静态分析，就是在原有的已知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考察或比较这些条件变化以后均衡状态相应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并不论及怎样从原有的均衡状态过渡到新的均衡状态的变化过程。例如，假定由于人们的嗜好发生了变化，以致对某商品的需求有所提高，则当该商品的供求达到新的均衡时，其价格和产量都将比以前有所提高。可见，比较静态分析仅仅是就个别经济现象一次变动的前后以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均衡位置进行分析研究，而抛开了对转变期间和变动过程本身的分析。换句话说，所谓“比较”静态分析，就是比较一个变动过程的起点和落点。
与上述两种分析方法不同，动态分析则要考察经济活动的实际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它在假定人口、生产技术、资本数量、生产组织和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在时间过程中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研究这些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一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因为动态分析方法要求经济变量所属的时间必须明显地表示出来，并且认为，某些经济变量在某一时点上的数值要受以前时点上有关经济变量数值的制约，这就需要把经济运行过程划分为连续的分析期间，以便考察有关经济变量在继起的各个期间的变化情况。所以，动态分析方法也称作“期间分析”或“序列分析”方法。
4.经济模型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往往要建立模型。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与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它既可以用文字来说明，也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说明，还可以用几何图形来表示。一个模型是由能够预测或从中推演出某些结论的若干假定开始建立的。由于任何经济现象都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和变量决定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模型，就必须进行观察、总结、抽象、简化和假定。只有舍弃掉大量无关紧要的、非本质的、外在的因素和信息，才能发现经济现象的本质和内在的、主要的东西。这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都是必要的。企图一下子便了解一切，必然会由于来自我们周围世界大量混杂的信息而遭到失败。要获得对某种事物因果关系的正确认识，就需要放弃某些无关的或外在的因素和零散的信息。
在经济研究中，对某些状态作出假设，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原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比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太阳系模型，我们可以把相关的行星用一个点来表示，并假定每个行星的位置变化是按一定的数学运算规律进行的。根据这一模型，我们就可以预测日蚀或月蚀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在研究生物生长过程中，为了确认水分对生物生长的影响规律，我们就可以假定温度是不变的，而温度显然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仅可以这样假定，而且，我们还可以按照假定去进行实验。在研究政府收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我们就可以假定其他部门的收支不变，然后考察政府收支和有关国民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我们就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更不用说来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了。
经济学家经常运用归纳法观察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加以分类，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当他发现某种产品价格下降时，他就把这一现象同这种产品供给量的增加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供给量的增加会使价格下降。归纳法的缺点是科学家无法确信他所确定的原则是否百分之百可靠。因此，他就要用演绎法来证实他用归纳法得到的结论。运用演绎法也是从建立一些假定或假说开始的，然后在一系列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有的经济学家把这种方法称为“逐步法”，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经济模型，把大的、几乎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分解为较小的、能一次一个地加以解决的简单问题。我们可以从简单的情况开始，然后逐步加进复杂的因素，考察由于这些因素的加入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地达到对现实世界更具体、更贴近的认识。在研究步骤上包括：观察思考、提出问题、作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等几个环节。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理论的形成都要逐一经过所有这些环节。有时，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于观察，而是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思考。研究经济问题的目的，在于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以解释现象产生的原因，推导其变化的规律，预测其发展的趋势。
政府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一般来说不能通过在实验室的人为控制来进行研究。政府经济学多数是在不断追踪已发现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观察、记录和描述并把记录下来的统计资料加以分类整理，通过推理、归纳、演绎，导出研究结果。政府经济学通过对政府政治与经济活动的统计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建立政府行为分析的某种模型，探讨政府行为的效果，研究政府活动的变化、发展规律。
5.经济人与理性
经济理论的建立往往是以一定的假定为前提的。在经济分析中，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模型的不同需要，假设条件常常存在着差异。但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定，这就是“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假定”。“经济人”被规定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其本性被假设为是利己的。“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都是以利己为动机，都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与获得最大的利益。经济人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为研究经济问题而提出的，应该说，它是经济学家对人的行为特征的一种概括。有些人断言，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的理论研究会纵容征服、抢劫、欺诈等暴力或非暴力的违背社会规范的不正当谋利行为的发生。但经济人假说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政府经济学同样以此假定为基本假定。
经济人假说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动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着人类自身内在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第二，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判断自身的利益，并使自己的谋利行为与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相一致。第三，在一个完善的社会秩序条件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不仅不会给其他人造成危害，相反，还会促进他人的利益。这里，不仅隐含着促使人们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丰富内容，也给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要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就给人类提出了进行制度和道德建设的重任。
在有些人看来，以经济人为基础的分析是有害的。然而，当我们把人看做社会人的同时，却不能不面对人的生物性基础。经济人的行为特征与其相应的生物学基础是密切相连的。承认人的生物性基础，承认自利是一切生物的生存本能，承认自利是人的生物本能，并指出即便在那些崇高的情感和利他主义行为方面也仍然不能摆脱自利动机，是科学的诚实，反之，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把人类的全部本性都简单地概括为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只是把经济人视为进行经济分析的理论抽象。人们可能还有其他动机。之所以要排除这些动机或因素，是因为它们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时大时小、时有时无、时左时右、此消彼长。经济人抽象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即使是无私者，也会以自利原则行事。他不会愿意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卖其商品，或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商品。否则，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会充满困难，甚至根本无法进行。
经济人理论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还存在于人类所有的活动领域。不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的人，政治家还是企业家、专家、学者、慈善家、圣徒还是恶棍，都是经济人。指导其行为的原则都是利益，差异仅在于他们对“利益”的内容各有各的理解。在本质上，他们只会采取那些将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在任何活动中都具有借助于各种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用经济人理论来分析政府行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作为经济人的选民总是希望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而政治家的所有许诺、冠冕堂皇的言论、慷慨激昂的行为举止，也是追求权力、地位和声誉等利益的经济人行为。这就决定了一个社会必须用相应的制度对从事公共活动的人的行为予以规范。在民主制度下，这种制约的最终力量来源于给从事公共活动的人授权的民众。从事公共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们则接受民众——选民的有效监督。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选民用选票“购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官员们用对更多人有利的政策以换取更多的选票，选民与官员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用选票联系起来的。这种制约是保证政治领域能像经济市场那样合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
政治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规则，通过这种规则使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和团体既能够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但又不至于出现公开、严重的冲突。制度创新或变迁本身亦是一种公共产品。但在政治市场上，当人们试图通过投票来选择某种制度安排时，如果拥有投票权的人数足够大，以至于每个人都认为他的那一票对投票结果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时，就可能采取对投票不重视的态度，并放弃投票。另外，希望别人都去作为而自己坐享其成，免费搭乘他人车的“搭便车”心理，也可能使对大家都有利的制度创新无法实现，这样一来，个人理性就可能反受其害。也就是说，每一个独立个体的理性行为可能并非是实现加总的整体利益的充分条件。因而，在制度不完善、或者人的积极作为的思想自由或行动自由受到制约时，一些人就可能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这种选择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被迫的，在现实中，后者往往是主要的。
无论在经济市场上，还是在政治市场上，仅由单个个体所作的自由选择都有失效现象的存在。由于经济市场有失灵的情况，因而需要政府的参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干预只是一种能将事情办得更好的可能，并不意味着政府行为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意味着政府一旦参与进去，市场缺陷就会得到弥补。事实上，选民与政治家的经济人特点以及政治市场运行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缺陷的客观实在性。而且政府的政策很容易发生偏差，从而产生政府缺陷或政府失败。而政府失败的危害更严重。也正因为此，才需要我们对政府的职能、行为进行规范。当我们发现政府以及与政府有关的一些低效率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单纯从政治家是否正直方面去找原因，而是应该检讨一下选择与规范政治家的程序与制度。当发现低效率现象很普遍时，我们就应该问问现行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了。在确立制度，制定法律，授予公共政治活动人士以权力时，充分考虑经济人假说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分析的价值在于把市场秩序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一种自由的、有效率的社会经济秩序。
经济人假说有助于理解人类的各种行为和他们所建立的诸制度的运行，有助于理解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也有助于理解人们帮助他人的方式的社会准则。经济人抽象有利于加深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经济人假说推动着经济研究广泛地侵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域，以至于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