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强兄弟谋反连坐案

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有同州人房强，其弟在岷州任统军，因谋反伏诛；按当时的法律，凡犯反逆之罪者，父子兄弟连坐皆处死，故房强当从死。太宗得知此案后，怜其无罪，而受株连当死，于是对大臣说：“如今仍然需用刑典，皆因教化未能博施。这不是庶人的过错，但他们都受严刑重典之苦，这更显得君主不德。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的轻重，再加以刑罚，怎能不察其原本而一概加诛呢？这不是慎刑重人命的表现。犯反逆之罪者，情况也不相同。有的是兴师动众，有的是因口出恶言，二者轻重不同，但法律规定连坐皆死，这使我心中很不安。”遂令百官重新审议房强连坐案。太宗此番议论和举动，引出一项重要的法律上的变革。一百官集议后，房玄龄等提出对兄弟连坐法的修改意见。他们提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太宗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从此，旧律条规定的谋反者兄弟连坐皆死，改为兄弟连坐配役（没入官府服劳役）。修定后的唐律该律条内容如下：“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及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除父子连坐从死外，兄弟与祖孙一样，改为没官配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争论。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二月，刑部提出：反逆连坐兄弟没官的惩罚太轻，请恢复为原来规定的从死之法，并奏请八座详议。(八座指尚书令、仆射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太宗命八座与群臣讨论此议。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群集、兵部尚书李勣等人同意刑部的意见，主张从重，民部（即户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主张仍从轻法不改。而群臣以秦汉魏晋谋反者皆夷三族，都主张按刑部的意见改从重；唯独给事中崔仁师反驳道：“周礼主张，用刑应当平恕，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怎能以夷三族的亡秦酷法代替本朝合于周礼的现行之法呢！再说现行律条已经规定了犯反逆之罪者父子连坐皆死，这足以警告欲谋反者了。如果父子之情都不能相顾，又怎能爱惜兄弟呢！”太宗认为崔仁师的话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从轻派的意见，兄弟反逆连坐仍为没官，不改从死。本案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起了司法上的一次不小的改革。从秦汉的谋反者夷三族，到隋唐之际实行父子兄弟从死，再到贞观时的仅父子从死，不包括兄弟，反映出一种历史的进步，体现了司法制度从野蛮向文明的进步。贞观中有关律条的修订和后来的重新争论，在司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