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理

情感的抒发与义理的阐述在写作构思、表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规律。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重要特点和主要优点，就是肯定和追求情感与理性的高度统一。叶燮《原诗·内篇》：“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刘熙载《艺概·诗概》：“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景愈深，此亦三百篇之遗意也。“情与理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阐述事理必然会带着或强或弱的感情色彩，抒发感情也总是要以一定的理为准则； 溶铸着感情的理易于被读者接受，符合理的情感是正确的，富于感染力的。两者又是相互对立的——在一篇文章中，情与理的有机结合具有较大的难度，说理过多则必伤及抒情，抒情过盛则易湮及于理，为情份理。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 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在写作过程中，只有理性而没有激情，会使情为理所缚，使文章说理过多，理念过多，此谓理伤情； 只有激情而缺乏理性，会使理为情所湮，使文章肤浅、散乱，缺乏深刻的哲理思考和丰富的内蕴，此为情伤理。
不同的体裁，不同的题材和主题，其情与理的构成亦不尽相同。一是以抒情为主，说理为辅，情的成分偏多，理的成分偏少，多表现为依附于理的抒情，或蕴含哲理的抒情。如欧阳修《醉翁亭记》：“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 庐陵欧阳修胁。”二是以说理为主，抒情为辅，理的成分偏多，情的成分偏少。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微斯人，吾谁与归？”三是明于说理，暗于抒情，即没有明显的抒情句子，但情感渗透于字里行间，使情寓于理中。如鲁迅《拿来主义》：“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四是明于抒情，暗于说理，即没有明显的说理句子，但理渗透于字里行间，使理寓于情中。如巴金《海上的日出》：“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在写作中，作家要根据体裁的特点，题材和内容的需要，表达主题和抒发情感的需要，把握和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使作品有情有理，合情合理，情与理紧密融合。

情与理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也是古代散文美学范畴。“情”，一般指情志、感情；“理”，一般指道理、事理以及作品所包容的思想内涵等。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曾出现“言志”和“缘情”，两种创作主张。“言志”派注重作品的思想性，“缘情”派则注重作品的情感性。两种倾向虽然不同，但也不是截然对立。主张“言志”的荀子在其《乐论》中也注意到情感对作品的重要性；主张“缘情”的陆机也说过“理扶质从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话。大多数古代理论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理”与“情”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的甚至将“情”、“理”二字连用，以至于互相代替。《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这里互文见义，“情”即“理”，“理”即“情”，都指文章的内容。到了宋代，由于思辩科学的发展，重“理”的倾向大大加强。文章和诗歌中“理”的成份增加了，议论、讲道理多了起来。后人有“唐诗人主情，宋诗人主理”的说法。这里的“情”指情韵；“理”，则指哲理、道理。到了晚明清初，情理之争达到高潮，主“情”反“理”的呼声很高。这时的“理”，专指道学家所主张的束缚人们情性的“理”，因此，主情派战胜主理派是自然的结果。后来，“情理”交至的观点又流行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说：“作诗之法，情胜于理，作文之法，理胜于情。乃诗未尝不本理以纬乎情，文未尝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并致，此盖诗与文所不能外也。”(邹祇谟《与陆荩思》)这里指出了诗与文在表情达理方面的异同，是颇为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