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性恶争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是善、是恶，有无善恶之间的论辩。最早论述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认为人的本性生来是相近的，并无善恶之分，但后天的环境和习惯使人现出善恶之别。战国时期的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人性与生俱来，是人的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无善恶之分。当时有人反对这种观点。据《论衡·本性》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针对告子用水性来说明人性无善恶，也用水性来比喻人性，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即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提出“良知良能”的观念。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以此证明人性先天为善。并认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说明人具有普遍的善性。人性之善“求则得之，余则失之”，品行恶者并非其性亦恶“若失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荀况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反对性善论。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人性天生就是恶的，古代的圣人为防止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制定礼义制度以矫正人之性，所以才有礼义的产生。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必须克制矫正人性，“化性起伪”达到“辞让”、“忠信”、“尊君”、“孝亲”、“守法”、“循礼”的道德要求，才可为善。汉代的思想家不再把人性看成是统一的。扬雄主张“性善恶混说”。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王充则继承先秦的“性有善有不善说”，认为“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论衡》)唐代韩愈则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己；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而他的学生李翱则把人性与情对立起来，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在他看来，人性是纯然至善，而情是恶的。只是受七情的蒙蔽，人性才昏乱不明。北宋的王安石对先秦以来的各种人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认为：性不可以善恶言，情应于物而后动，情动而善恶分，情动当于理者为善，不当于理者为恶。从此以后，思想家们着重讨论性命道德问题，人性之善恶，不再成为主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