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沧的《山水诗》

英国学者张心沧在他编译的《山水诗》一书“总论”里，对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做了饶有兴味的描述。他认为，在《诗经》里，已经可以看出对于田园、庄稼、树木、山川、岛屿、鸟兽、鱼类油然而生的喜爱之情。
自古以来，山岳就受到崇敬。据最早的历史记载，统治者每年都要向以泰山为首的五岳供献祭品。孔子的这段论述决定了中国人对待山岳的态度：“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德高于智；与此相似的是，在后来的所有评价中，河流均依附于山岳。在任何一幅由一座山与一条水构成的风景里，固体的稳固性是与流体的流动性并置在一起的。因此，对山水的思考使暂时性与永久性之间的对比得到加强，这样，思想便盘桓于极乐与绝望之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对山水的这种思考，与风景眼光的形成已经相当接近了。
王羲之(307—365)为《兰亭集》写的那篇序，是中国人感受力成长史上的一篇出色的文献。它被看作是论述如何把庄子的与宇宙原则谐和说运用到山水的思考上的第一篇文章，并且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观念作了概括，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不朽的一部分。在这些诗和这篇序文中，人以一种童稚般的惊奇眼光凝视着他所栖身的世界。这种眼光并不是象以往诗歌或《诗经》中的诗那样只是停留在花朵、树木、山岳、溪流这样单一的景物上，而是以一种一览无余的俯视目光将这全部景物反复观照。心灵不满足于这种快乐，它探向青天，要求超越。而且更进一步，人的内在感情不仅仅在寻求释放，而且在积极地向自然界寻求满足。高山，危崖，飞瀑，能产生回声的峡谷，无限扩展的天际——这一切都反映出内心世界：志向从高远那里得到抚慰；宽广开拓豁达的胸襟；孤独则在树林中找到现成的栖身之所。
陶、谢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表达出他们同时代人对自然界所怀的那种感情和态度，这些人自己不能把这些情感和态度诉诸文学或写成诗。陶渊明和谢灵运标志着中国人的感受力在这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所达到的高峰。在风景的描写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供谢灵运借鉴。而在陶渊明之前，只有《诗经》可以提供出对田园的一瞥。因此，他们两个人都开拓了崭新的题材，都应享有创立新流派的荣誉——陶氏创立了田园诗，谢氏创立了风景诗。
在陶、谢开辟出这条道路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获得技巧和洗炼。以“小谢”闻名的谢脁，受谢灵运的影响极大，但他写得最好的诗句却是以观察之新颖、表达之明快为其特色。在这南方朝廷的一派浮靡氛围笼罩下，人们的志趣便由对粗犷雄大、崇高之美的喜爱转到对秀美、雕饰的喜好。
到了唐代，四世纪和五世纪诗人们的情感和信念已成为诗歌传统中的一部分。这些遗产的确成为每个文学家知识储备中的一部分。唐代诗人对自然的反应是单纯的，自发的，但已经不象以前的作家那样放浪纵恣。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已经变化，人们不再把自然看作是逋逃薮和解脱物，而是看作给人带来喜悦和安慰的东西。风景不仅已经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也与以前的诗人联系在一起。王、孟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运用陶、谢的语辞，从事这项精妙的工作——记述他们自己对周围风景的印象和情感。
唐代以后的诗人，有两人特别值得提及：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两人都是南宋诗人。宋代以后，诗便失去了很多动力，在元代和明代，文学家的精力转移到戏剧上；到了清代，则转移到小说上。对风景的兴趣也逐渐转到绘画上，倪瓒和唐寅就是诗人兼风景画家的很好的例子。极少有诗人专门写风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