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效率

收入均等化意味着平等，资源有效配置意味着效率。福利经济学既要探讨平等问题，又要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平等与效率这两个政策目标是相互抵触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交替关系。如果要做到平等，就要牺牲效率；反之，要提高效率，就必然要扩大收入差距，难以实现平等。这一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应该是市场对个人贡献的评价和付酬制度。效率的作用也就是市场的作用。市场越起作用，效率越高，报酬差别就越大； 市场越不起作用，收入越均等化，效率就越低。如果人们的收入分配不受市场调节，而是取决于市场以外的因素，从而割断了收入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那就会出现既无平等又无效率的状态。这种状态比平等与效率的交替更糟。
对平等与效率这对矛盾如何解决，有三种主张： 一种主张认为效率应放在优先的地位。效率是同市场竞争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竞争又同自由联系在一起。没有自由就没有市场竞争，也就没有效率。平等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而不能依靠政治组织的措施来实现。如果要谈平等的话，那么最大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是以自由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另一种主张认为，应把平等放在优先地位。如果听任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而不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那么不仅收入不可能公平地分配，甚至资源也不可能有效地配置。他们强调把国家干预下的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缩小市场的调节作用。第三种主张，也是大多数人的主张，认为既不是效率优先，也不是平等优先，而是二者兼顾。在二者发生冲突的场合，应当达成妥协。一个社会如果不采取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妥协的做法，那都是空想。但是这种妥协，即某种平等将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某些效率将以牺牲平等为代价等，必须判断为可以得到另一项的更多收益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牺牲都要适度。如为了实行平等。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将侵犯个人自由，将产生官僚主义，因此有必要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限制作用，并且刺激效率的提高。再如，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膨胀如果不加以适当限制，货币将成为专横跋扈的力量，低收入者将得不到保障。
平等与效率相妥协，一方面需要以尽可能小的不平等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率，或者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尽可能大的平等。另一方面，要多采取平等与效率相协调的政策刺激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1)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支出。它既可以使低收入者获得赚取较高收入的能力，有利于平等的实现；也可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利于效率的增加。(2) 修订福利措施。对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工作或收入较低的人进行补助，应将固定数额的低收入补助改为工时津贴、负所得税等。工时津贴指按实际劳动的工时数给津贴，不做工就得不到津贴。负所得税是指由政府规定一个收入保障额，在个人收入如零时，政府按此予以补助。在个人收入大于零，但小于一定数额时，政府给予某种补助，但这种补助是递减的，而且应当使受补助者的总收入大于个人收入如零时由政府补助的收入。(3)修订税收规则。要开征既可以促进效率、又不会妨碍平等的税收，如特种消费税、城市土地税等。(4) 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它有利于创造平等的机会，又能鼓励人们的上进心，有利于提高效率。

平等与效率

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政策目标，平等指收入均等化，效率指资源的有效利用。其他各方面的平等如人身平等和法律面前平等都是为了达到收入均等； 其他各方面的效率如生产效率和经济制度的效率都是为了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平等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提供者的收入大小与他们所提供的经济效率的大小成正比，因此社会各阶层之间就应该有收入差别，以刺激要素提供者提高效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样就丧失了收入均等，而收入不均就有可能造成社会动乱，以致效率损失更大。相反，为了实现收入均等，就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丧失了效率。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分歧很大，但都认为可以进行相机协调，即有时以尽量小的不平等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率，或有时以损失尽可能小的效率取得尽可能大的平等。比如，在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需要高效率，这时可以牺牲一定的平等； 在经济繁荣时，则由于收入差别过大，需要牺牲一定的效率以求得收入的均等。一般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为协调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有： (1)合理地制订税收规则，开征既可以促进效率，又不妨碍平等的税收。(2) 增加公共教育投资，一方面提高劳动力质量，有利于效率，一方面可使低收入者增加受教育的机会，以利于平等。(3) 打破地区界限，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这有利于劳动者的机会均等，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促进平等。(4) 确定合理的福利支出，既能保证工人收入上升，又能刺激工人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兼顾平等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