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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岁寒堂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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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

南宋张戒作。原书早佚,流传的一卷本,非全本。今本二卷,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为完备。论诗推崇汉魏,主张诗歌应以言志为本。反对“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认为“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同时又反对象白居易之诗“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而主张“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这些意见,系针对时弊而发,颇为可取。一卷本收入《说郛》与《学海类编》;二卷本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和《历代诗话续编》本。《历代诗话续编》有中华书局1983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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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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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著作。宋张戒撰。张戒(?—1157以后),字定复,一作定夫,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人。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授国子监丞。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为秦桧排挤出朝。曾往依岳飞。绍兴和议后,被劾“深诋和议,迎合赵鼎”,勒停。秦桧死后,稍复官,至司农少卿,终主管台州崇道观。《岁寒堂诗话》旧本残存仅一卷,今本系据《永乐大典》所载,益以旧本各条,厘为上下二卷。上卷三十六则,综论古今各家诗;下卷三十三则,专评杜诗。其诗学见解,以儒家的传统观点“诗言志”和“思无邪”为核心。书中开首即称:“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上卷最后则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可谓“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贯串于全书始终。而其所谓“言志”、“无邪”固囿于儒家正统观念,如书中指责刘禹锡《扶风歌》、白居易《长恨歌》、温庭筠《华清宫》等诗“皆无礼于君”,即反映出其思想局限;但针对当时诗坛重形式、轻内容的风气,强调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书中也并不轻视艺术形式的作用,如称引刘勰“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之说,主张“文”应为“情”服务。又称引刘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和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之说,提倡自然含蓄的艺术风格和形象鲜明的艺术描绘。书中对许多诗歌作品的评论,也往往将其思想内容与意味、韵度、气格、笔力等方面的艺术特色结合起来,从整体感受上去加以考察,与江西诗派着意于字眼、句法、用事、押韵之类偏重形式方面的探讨有所不同。由这样的诗学观点出发,对于历代诗人,书中最推崇的是曹植、陶渊明、李白和杜甫,而对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则深致不满。书中对苏、黄诗风的批判,虽未必尽当,但于当时的诗坛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对于杜诗,不仅推崇其思想内容纯正无邪,使人读之“凛然兴起,肃然生敬”;并且称道它发自真情实感,“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称道它从生活出发和多样的风格:“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这样认识杜诗,显然较江西诗派要全面、深刻。此外,书中对李白、王维、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等唐代诗人的评论,也多有可取之处。该书虽不无瑕疵,但理论价值较高,对后世的“格调”说有一定影响。清代潘德舆称:“吾于宋人诗话,严羽之外,只服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中的。”(《养一斋诗话》)张宗泰称:“戒名不甚著,诗也不多见,而其持论,乃远出诸家评诗者之上。”(《鲁岩所学集·跋岁寒堂诗话》)林昌彝称:“宋人诗话以《岁寒堂》为较胜,以其辞尚体要也。”(《海天琴思录》)均甚推重。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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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

南宋张戒著。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收有上下两卷。张戒论诗时以儒家正统的文艺思想为准绳,倡导儒家诗教,“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强调“正而有礼”和“风雅之旨”,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给予了极高评价。在诗歌的内容方面,张戒本着“言志为本”的精神,反对单纯地模山范水,他对建安、陶、阮以前专以言志的诗歌予以了充分肯定,而对“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的风气则力加排斥。但是,作者认为,如能将咏物与言志结合起来,写物以明志,就能很好地发挥诗歌抒情达意的功能了。苏李、曹刘、陶阮,都是“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甚至“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在创作方法上,作者继承了《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要求“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在表达上要求“中的”,即要以恰当的词语准确鲜明地表现“一时情味”。在艺术风格上推崇《国风》以来自然质朴、含蓄蕴藉、“不迫不露”的诗风,强调意境的浑成。并认为学诗当溯本求源,上溯汉、魏、《风》、《骚》,以免“屋下架屋,愈见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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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 二卷,宋张戒撰。……是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苏轼、黄庭坚上溯汉魏、风骚、分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于正者。其论唐诸臣咏杨太真事,皆为无礼,独杜甫立言为得体,尤足维世教而正人心。又专论杜甫诗三十余条,亦多宋人诗话所未及。(《四库全书总目》)


岁寒堂诗话 - 文学词典 - 可可诗词网

岁寒堂诗话

诗话集。二卷。南宋张戒撰。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夫,又字定复。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任县令。南渡后,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入朝,历任国子监丞、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司农少卿诸职。张戒力主抗战,绍兴八年和十二年,以沮和议、党赵鼎、岳飞,两次外贬或免官,最后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虚衔赋闲。诗话之名,源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由此推测,诗话当作于晚年赋闲之时。

《岁寒堂诗话》上卷是诗歌理论综述,表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运用来指导评价历代的诗人诗作;下卷则专论杜甫诗歌,以杜诗为艺术典范,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继续深入地论证和阐发其诗歌美学思想。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一、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从积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两宋之交的诗坛,江西诗派执牛耳,论诗有重字句而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张戒对此颇不满,因而发挥“思无邪”的“言志”说与之相对抗。诗话开篇就明确指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古诗苏李曹刘陶阮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张戒之“言志”,并非复古,而是具有了现实斗争的历史新内容。如评杜诗《哀王孙》云:“观子美此诗,可谓心存社稷矣。”评《可叹》诗云:“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恨世无孔子,不列于《国风》《雅》《颂》尔。”评论者的主体情绪强烈。又如评杜诗《行次昭陵》,赞美“太宗之治”,于兵戈未已之际,“指挥而安率土,遂荡涤污俗而致太平”;又哀叹“后世子孙寂寥,无复太宗开国时遗风,是以‘流恨满山隅’也”。在宋朝南渡之时,这些言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情志也有正邪之分,只要坚持“思无邪”的美学标准,情真志正,则“世间一切皆诗也”。

二、既否定江西诗“法”,又主张情景天生,含蓄蕴藉,不期于工而自然天成。如云:“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又说:“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但是他在重视思想内容而主“言志”的同时,又并不忽视对于诗歌艺术特性的探索。如批评白居易诗“情失于太详,景物或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又盛赞《诗经》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二句:“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所谓“中的”,指的是符合诗歌的艺术实际,情景相生,自然凑泊,宛然如画,卓然天成。为此,他反对江西诗派那预作艺术法式的故作“新奇”之态。他认为人的情志随物赋形,千变万化,而“不可预设法式”。所以他进一步猛烈抨击了江西诗“法”,云:“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虽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对于当日诗坛的不良风气,的确具有救弊补偏的意义。

三、不仅在苏黄诗风未替之时,猛烈抨击江西诗论,而且进一步提倡向上一路的格调与学诗途径,已开严羽《沧浪诗话》之先河。如云:“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中出尔。”这些意见,启发了严羽“取法乎上”的理论,对后来明清诗论中的“格调说”,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岁寒堂诗话》于诗论发挥,题旨集中,议论生动,态度严肃,立场鲜明,绝不作模棱两可之论。又基本上不作繁琐考证,不重琐事闲谈,也不拘泥声律,对于传统诗话那“资闲谈”的随笔风气,既是破坏,又是创新和发展,为建立一种体制严肃的新诗话开拓道路,因而对清初叶燮《原诗》这类自具理论体系的诗论著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本已佚。后世如澹生堂诸书目所载,均为一卷。如《说郛》、《学海类编》、《萤雪轩丛书》俱为节本。而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据《永乐大典》所载而覆盖以《说郛》本中《大典》所遗各条,厘为上、下二卷。今通行为中华书局排印丁福保《续历代诗话》本。


《岁寒堂诗话》 - 二十六史 - 可可诗词网

《岁寒堂诗话》

 南宋张戒撰。原书已佚,流传的一卷,载入《说郛》及《学海类编》,只寥寥三四页,非全本。今本二卷,为《永乐大典》所载,较为完备。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及《历代诗话续编》等印本。
 该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苏轼、黄庭坚上溯汉魏、风骚,分为五等。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缘情为先,重情志而终之以无邪。尊奉李白、杜甫,推崇陶渊明、阮籍。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其目的则在宣扬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苏轼、黄庭坚“以议论为诗”和“以用事为博,以押韵为工”的创作倾向,明确地表示不满。他说:“子瞻(苏轼字)以议论为诗,鲁直(黄庭坚字)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风雅自此扫地矣。”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张戒主张含蓄,反对浅露,提倡浑然天成,不假雕饰。认为好诗应是“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相反,“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则不可取。这些观点,很多被稍后严羽的《沧浪诗话》所接受。
 张戒诗论也有其片面之处,他对唐人声律一概排斥,只以含蓄为诗之优劣的标准,以致否定了一些浅近明朗、政治性较强的诗作。

岁寒堂诗话

南宋张戒撰。2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上卷以探讨诗歌创作为主,兼论历代诗人及其作品,下卷集中评论杜诗。此书研究唐诗主要特色:一,重含蓄。作者认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乐府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他们的诗只顾反复抒写,不知道合理剪裁,遂词多意少,有冗长之嫌,并且显得直露,一泻无余。二,同中析异。如上述元白张三人虽然有共同点,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精而语深,元体轻而词躁。”李商隐、刘禹锡、杜牧都工律诗,尤工七言,但“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这种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同一流派或风格类似的作家在创作中体现的共性与个性。三,对韩愈、李商隐的诗作了肯定,论韩重风格:“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形象而准确;论李诗重用意。世人但见李诗喜说妇人,是皮相之谈,因为他们看不到李诗的“为世殷鉴”、“至深至切”处。李诗“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这就纠正了对李诗的偏见,肯定了李诗的思想价值。四,对杜诗的评论精见亦多。关于黄庭坚学杜,一般人认为是善于用典,“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著者认为黄的学杜止在格律法度,杜的悲天悯人,黄庭坚并未学到;而元稹评杜,只重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也是重形式而忽视感情、思想的片面看法。象杜甫的《同谷七歌》就是“主文而谲谏,可以群,可以怨”的好作品。字字浸透着血泪,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当然,作者论诗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主张为尊者讳,对那些缺乏“温柔敦厚”的作品加以指责。作者认为唐人吟咏杨贵妃事之作“类皆无礼”,而温庭筠《华清宫》“无礼之甚”,《长恨歌》在白居易诗中是最糟的一首。这些都反映了诗教说的局限。

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

宋·张戒撰。二卷。原书已佚。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为一卷,非完帙。戒,正平 (今山西新绛) 人。徽宗宣和六年进士。曾为县令。高宗绍兴年间,历兵部员外郎,司农少卿等职。此书突出之点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批评历代诗人和诗作,系统性强,使诗话向体系性、系统性方面迈进了一步,受到后人的推重,影响较大。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成书,有直接影响。此书作于江西派诗风笼罩诗坛之时。针对其流弊首先从正面提出了反对意见,对苏(轼) 黄 (庭坚) 之诗皆表不满。论诗推演《诗序》旨意,倡导儒家诗教,强调诗“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而以“言志”为本。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诗歌创作应该将内容放在首位,形式放在次位,做到主次分明。反对“以用事为博”,“以押韵为工”,为咏物而咏物。尖锐地批评了江西诗派追求“用事押韵”,而忘记“言志之本”的创作作风和理论主张,认为“言志可以兼咏物之工,而专意咏物则流于雕琢刻镌之弊”。说作诗“韵变矜持”,“冶容太甚”,亦为“邪思”。在艺术风格上提倡“含蓄”、“蕴藉”,崇尚自然浑成,反对格卑而“浅露”,强调“词婉”“意微”的境界。主张既要“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又要“情在词外,状溢目前”,以“不迫不露”为贵。批评元白之诗“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对苏轼“以议论为诗”,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为诗,深表不满。书中重“言志”而归于“无邪”的诗论,为清人沈德潜的“格调说”中的“温柔敦厚”之论开了先声。并针对当时盛行的苏黄诗风,提出不应直接学习而要追本溯源,从头学起的主张。诗评亦有过激之论。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励志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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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诗论。南宋人张戒撰。二卷。戒字定复,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人。生卒年未详。北宋宣和末年(1125)进士。南渡后官至司农少卿。力主恢复中原,遭秦桧排挤打击,放逐后不知所终。原书已佚。今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完善。分上、下卷。上卷主要探讨诗歌创作理论,兼评历代诗人及其诗作;下卷集中评论杜甫诗作。尊崇李白、杜甫,推重陶渊明、阮籍,反对以议论为诗和,“专以补缀奇字为诗。”对苏轼、黄庭坚诗不满,并针对江西诗派流弊,提出诸多宝贵的艺术见解。此编对《沧浪诗话》成书,有直接影响。于艺术方法,力倡含蓄,强调词婉意微,反对浅露。开明代格调说先声。观点鲜明,影响较大,是诗话中重要作品。唯全面否定苏、黄,无视对宋代诗风影响,自非公允之论。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皆一卷本。二卷本有《武英殿聚珍丛书》本及《历代诗话续编》本。

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suihantang shihua

宋代诗话。南宋张戒撰。书中评述了历代诗歌创作,而重点是对北宋诗歌创作的评价。作者以儒家诗教为指导,主张温柔敦厚,对过于直露的元、白诗提出批评。但他尤为不满的是苏轼、黄庭坚的诗风,批评他们专意“咏物”,“以议论为诗”,“补缀奇字”。张戒的批评不仅是出自诗学观点,而且是受到南宋初年巨大社会动荡的触动。因而他强调诗的“言志”作用,强调《国风》、建安诗人的传统。他特别强调学习杜甫,但反对江西诗派仅从格律上学习。这是一部理论观点鲜明、颇有现实针对性的诗话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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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

诗话集。二卷。南宋张戒撰。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夫,又字定复。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任县令。南渡后,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入朝,历任国子监丞、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司农少卿诸职。张戒力主抗战,绍兴八年和十二年,以沮和议、党赵鼎、岳飞,两次外贬或免官,最后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虚衔赋闲。诗话之名,源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由此推测,诗话当作于晚年赋闲之时。
《岁寒堂诗话》上卷是诗歌理论综述,表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运用来指导评价历代的诗人诗作;下卷则专论杜甫诗歌,以杜诗为艺术典范,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继续深入地论证和阐发其诗歌美学思想。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一、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从积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两宋之交的诗坛,江西诗派执牛耳,论诗有重字句而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张戒对此颇不满,因而发挥“思无邪”的“言志”说与之相对抗。诗话开篇就明确指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古诗苏李曹刘陶阮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张戒之“言志”,并非复古,而是具有了现实斗争的历史新内容。如评杜诗《哀王孙》云:“观子美此诗,可谓心存社稷矣。”评《可叹》诗云:“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恨世无孔子,不列于《国风》《雅》《颂》尔。”评论者的主体情绪强烈。又如评杜诗《行次昭陵》,赞美“太宗之治”,于兵戈未已之际,“指挥而安率土,遂荡涤污俗而致太平”;又哀叹“后世子孙寂寥,无复太宗开国时遗风,是以‘流恨满山隅’也”。在宋朝南渡之时,这些言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情志也有正邪之分,只要坚持“思无邪”的美学标准,情真志正,则“世间一切皆诗也”。
二、既否定江西诗“法”,又主张情景天生,含蓄蕴藉,不期于工而自然天成。如云:“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又说:“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但是他在重视思想内容而主“言志”的同时,又并不忽视对于诗歌艺术特性的探索。如批评白居易诗“情失于太详,景物或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又盛赞《诗经》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二句:“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所谓“中的”,指的是符合诗歌的艺术实际,情景相生,自然凑泊,宛然如画,卓然天成。为此,他反对江西诗派那预作艺术法式的故作“新奇”之态。他认为人的情志随物赋形,千变万化,而“不可预设法式”。所以他进一步猛烈抨击了江西诗“法”,云:“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虽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对于当日诗坛的不良风气,的确具有救弊补偏的意义。
三、不仅在苏黄诗风未替之时,猛烈抨击江西诗论,而且进一步提倡向上一路的格调与学诗途径,已开严羽《沧浪诗话》之先河。如云:“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中出尔。”这些意见,启发了严羽“取法乎上”的理论,对后来明清诗论中的“格调说”,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岁寒堂诗话》于诗论发挥,题旨集中,议论生动,态度严肃,立场鲜明,绝不作模棱两可之论。又基本上不作繁琐考证,不重琐事闲谈,也不拘泥声律,对于传统诗话那“资闲谈”的随笔风气,既是破坏,又是创新和发展,为建立一种体制严肃的新诗话开拓道路,因而对清初叶燮《原诗》这类自具理论体系的诗论著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本已佚。后世如澹生堂诸书目所载,均为一卷。如《说郛》、《学海类编》、《萤雪轩丛书》俱为节本。而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据《永乐大典》所载而覆盖以《说郛》本中《大典》所遗各条,厘为上、下二卷。今通行为中华书局排印丁福保《续历代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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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堂诗话

二卷。宋张戒撰。张戒,字不详,正平人,生卒年不详。绍兴五年(1135)四月因赵鼎荐,得召对,授国子监丞。绍兴八年(1138)以兵部员外郎为监察御史,累官至司农少卿,旋坐疏留赵鼎改外任。后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是书凡二卷。约成书于南宋初年,但原本亡佚;此本乃清代据《永乐大典》所载增补而成。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集中阐发其诗学见解,通论古今诗人;下卷则专论杜甫。其论诗主张“言志”,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强调“咏物”当以感兴为基础,服从于“言志”。并将历代诗作分为五等,高扬《诗经》、《楚辞》之传统,而对苏轼、黄庭坚大加指斥,称:“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是书问世,正当苏、黄之学盛行,张戒力排流俗,自抒己见,亦属难能可贵。郭绍虞《宋诗话考》认为,是书“为沧浪之先声”,在宋人诗话中,不得不推为重要之著作。有聚珍版本、《学海类编》本、《四库全书》本、《励志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还有陈应鸾《岁寒堂诗话笺注》,由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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