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乐渔猎攻战图

战国时代青铜器纹饰，目前已发现形制、图案基本相同的两件战国铜壶，一件传世品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 一件1965年出土于四川成都百花潭。
铜壶圆体、鼓腹、敛足。壶体镶嵌纹饰极为繁复，在三层装饰带里分别描写了： 一、习射、采桑、狩猎；二、宴乐、水滨射雁； 三、水陆攻战。第一层画面装饰在壶的颈部，上为习射和采桑，下为狩猎。形象情节富于变化，采桑部分描绘了两棵桑树、八个人物，右面一棵树上枝间对坐一男一女，皆以手攀枝； 左面 一株，枝间一女子采桑，另一女子正在攀登。树下两男两女，其中一对正在拉手前行，另一对共持一桑杆。采桑场面下部有六人，其中有提篮者，有的以手中的弓示于树上蚕女，有的用两臂表示弓形，有的用手和口宴乐渔猎攻战图扯弦，他们可能是在选取弓材。桑枝韧性强，是古代制造弓干的重要材料。采桑者左侧是三人于廊下习射，一人张弓欲发，一人箭发已中，一人把弓戳于地面。同一情节中的三个动作有变化。前侧有一佩剑人双手举旌，是在箭射中时高声唱获的“获者”。建筑物左部阶上坐一人，可能是算计胜负的“释获者”，他手中拿的长棍形物可能是计数用的算筹。此图下方另有五人，有的执弓夹矢，有的徒手作准备竞射的样子。五人下方还有鼎俎，三人正从事烹炊。第二层纹饰在壶的肩部，左面为舞乐、宴乐，其中高台建筑上层为宴乐，一贵族凭几而坐，其后一侍者持长柄扇侍候，贵族前面有二人持觯进献，再后二人侍立，屋内还摆设有鼎、豆等酒食器。台榭下层为六人作乐场面，三人鼓编钟，一人击编磬，一人鼓镑，二人吹萧。屋外四人执矛而舞，另有二人击鼓伴舞，还有跽坐准备酒食者。右为水滨射雁和习射。习射与第一层的基本相同。射雁场面处理得颇具匠心，四射雁者中间二人箭发已中，正匐地用力拉系箭绳，靠右射者箭绳绷直，是刚射中的瞬间，左面射者系箭绳已弯，被射中的雁少逝即将落地。两边的两个射雁者均屈 一膝、跪一膝，弓拉满月待发，弓弦绷紧程度又存在微弱差别。四人平列画面，动作处理如此微妙，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匠师创作手法的高妙，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有变化。被射中的雁群也极尽变化，有的急飞而逃，有的张口哀鸣，还有的带着被射中的箭和系绳向反方向逃去，惊坏了它眼前那只正向前逃命的大雁。在照顾大的动势的前提下，穿插这一反方向的动作，不仅加强了构图的变化，增强了生活的真实性，而且给人以更多的联想，也使画面富有“整中乱”、“乱中整”的艺术效果。第三层纹饰在腹的下部，画面由水陆攻战两段画面组成。左为水战，两船急驶头已相撞，旌旗飘扬船头，船下各有三人急划船桨而前，上层各有五人，右方当前一人已被刺中，少逝即将落水，后一人见战友被杀，速挥戈刺向敌人之头。左方一人恐战友有失，挥戟挡戈； 另一人一脚翘起离地，可以想见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的紧张心情。其他人挥戈挺矛准备战斗。作者唯恐战斗气氛不浓，不仅画了水中急游的战士，而且着意表现了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搅乱了鱼群，甚至连乌龟都被吓得伸颈挠足，不知所措了。这样描写不仅增强了水上鏊战的气氛，而且有意无意地创造了 “侧面描写”的艺术手法。水战右段为攻城战，双方互不相让，城下架云梯猛攻，城上士兵死命把守，有的已冲上城墙，短兵相接，激战正酣，有的张弓上箭瞄准敌手，有的用投击物捶砸敌人，有的被砍下头颅翻身坠下，一场激战交响曲，体现出战士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精神(屈原《国殇》)。在这样小的画面上能处理如此复杂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生活情景，体现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艺。尽管画面还带有早期绘画稚朴简单的特点，然而构图、情节安排巧妙，形象简练生动，收到了 一目了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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