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在他们当权的20多年里，他们集中了价值达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结束后。仅在1941至1946年的5年中，官僚资本主义就基本控制了当时中国的主要工矿业。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垄断了煤铁、电力、机械、化学以及有色金属等重要工矿部门；除了重工业以外，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还广泛地渗透到轻工业各部门中，尤其是他们逐步排挤了民族资本，广泛地渗透到纺织业各部门。在金融业中，官僚资本的垄断表现得更为突出。抗战以前，官僚资本在金融业中已经形成了“四行二局”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金融业中的官僚资本加速膨胀发展，大大超过了私营银行，并垄断了纸币发行和外汇储备。在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官僚资本的垄断在抗日战争以后也达到空前的程度。他们完全控制了生丝的出口运销，控制了3/4桐油的出口运销。这表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流通领域。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官僚资本的特点是，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与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的富农密切地结合，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它是凭借反动政权的力量和经济垄断，通过残酷剥削和掠夺人民，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膨胀起来的，是旧中国最落后、最腐败的生产关系，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毛泽东指出，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也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自解放战争后期至1949年，中国人民完成了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没收。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没收的方法不是打碎原有机器，而是保留原有技术组织和生产系统，完整地接收，然后逐步改变其封建、买办生产关系，变为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