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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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制总论

两宋(公元960—1176年)官制，承隋唐之旧、启明清之新，处于中国官制史上关键时期。 然以其繁杂多变，又为历朝之最，给后人了解它的全貌带来很大困难，学者视为畏途。学界研究凡涉及宋代官制者，稍不慎则生差错，如误中书门下之省称“中书”(宰相治事之所)，为三省之一的“中书省”(闲省)①；误皇帝的秘书机构“学士院”，为侍候皇帝日常生活的应奉机构“翰林院”②，因未能辨别宋代职官别名，或以拟古官“太守”当作正官，而不知实系“知某州军州事”之别称③。中书、学士院、知州，为宋代常见的官司与差遣，在注释与著述中的误解已屡见不鲜。而不常见的宋代官称，则更易搞错。如将“东、西上閤门”官司之省称“閤门”，误释为“官署的大门”④，将“閤职”(閤门宣赞舍人，閤门祗候)，误释为“知閤门事、引进使、四方馆使、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同知閤门事、閤门通事舍人(宣赞舍人)、閤门祗候、带御器械”⑤，即将横行诸使、閤职、带御器械混为一谈；至于官、职、差遣、职事官、寄禄官、散官阶、散官等不同概念、不同范畴的职官术语，因不易辨别，又失于查检而妄下雌黄者，也不乏其例。如《司马光奏议》中的一段标点：“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⑥点校者没有弄懂宋代什么叫“职事官”、什么叫“寄禄官”、什么叫“职”，结果把所有官名当作职事官一古脑儿点下去了。此段正确的标点应是：“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宋代官制的复杂，势必给古籍整理增加难度。像《全宋文》这样规模宏大的工程，在点校官名较多的文字时，也出现不少失误，如咸平三年九月《重定告身诏》点校中，误“伎术官”为“使术官”、“中书行省守当官”为“中书行省”与“守当官”、“两使留后”(即节度观察留后，政和间改为承宣使)为“两使”与“留后”、“横行诸使”为“横行”与“诸使”、“节度行军副使”为“节度”与“行军副使”等⑦。 　唯其如此，宋代官制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内外学人的极大关注，迫切期望着宋代官制全面、深入地开展，期待着严谨晓畅、翔实可信的《宋代官制史》、《宋代官制辞典》的问世。本辞典作为抛砖引玉的一种尝试，希望在释疑解惑中，读者能有所取资。 为使读者在利用本辞典之前，就宋代职官制度有个大致的认识，谨撰“宋代官制总论”，以供读者参考。 一、宋代官制研究资料及研究现状 　今存有关宋代职官制度的史籍，比较丰富。 以原始资料繁富而著称的，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辑稿》。其中的“职官”、“选举”、“帝系”、“后妃”，为官制资料的渊薮。宋人编专门职官史籍，有孙逢吉《职官分纪》(50卷)，讲古代职官沿革，述及宋代至哲宗绍圣止。王益之《职源撮要》(不分卷)，南宋宁宗朝以前之宋代官制，在书中所占比重较大。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翔实地记载了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前有宋250余年的宰辅拜罢史实与制诏。《元丰官志》(不分卷)，为元丰四年新定官制格目(今传本已非原貌，有后人添加成分)。马端临《文献通考》成书于元初，史事止于南宋嘉定末，其“职官考”、“选举考”等，叙事、论事、考三者结合，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甚高。元人所修《宋史·职官志》十二卷、《宋史·选举志》六卷，可视为古人所著宋代职官制度简明通史。 重要的类书有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王应麟《玉海》之“选举”、“官制”、“郡国”、“州镇”、“帝学”等，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之《新集》、《外集》，缀述宋代职官史料，条例分明，沿革清晰，可补史志之不足。至于宋代基本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两朝纲目备要》等，为宋代官制研究者不可不读。 它如政书《宋大诏令集》、《宋朝事实》，笔记《石林燕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集、《春明退朝录》、《愧郯录》、《朝野类要》、《事物纪原》、《容斋随笔》、《挥麈录》、《却扫编》、《云麓漫钞》、《能改斋漫录》等等，重要文集如《文恭集》、《欧阳文忠公文集》、《元丰类稿》、《临川集》、《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范太史集》、《石林奏议》、《梁溪集》、《周益国文忠公集》、《后村先生大全集》、《止斋文集》、《攻媿集》等等，均散见有大量的宋代官制史料与例证。文集与笔记，当不限于以上所引，多多益善。又如《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景定建康志》、《吴郡志》、《咸淳毗陵志》、《咸淳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嘉定赤城志》、《嘉泰会稽志》、《嘉泰吴兴志》、《乾道四明图经》、《郯录》等宋代方志，及《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石刻资料，托名曾巩的《隆平集》、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朱熹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之“本朝”、“内任”、“外任”、“论官”、“论法”、“论财”，都含有宋代职官方面的珍贵史料或精辟论述。 　近人对两宋官制的注意与研究，首推康有为。 二十世纪初，他通观了中国二千年官制，认为“宋官制最善”：“宋之官制凡有五善：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分司详细；三曰差〔遣〕易官；四曰供奉归总；五曰州郡地小。 凡此五者，中国历朝所未有。”①但康氏之研究未及深入，止宏观地窥略而已。1916年，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发表，这是宋代官制专题研究的首创②。进入四十年代，宋代官制研究较为活跃。钱穆《论宋代相权》、聂崇歧《宋代州府军监之分析》、辰伯(吴晗)《宋官制杂释》、金毓黻《宋代官制与行政制度》及《堂后官考》、官蔚蓝《宋代禄制之薄》、曾资生《北宋人事行政制度概况》等等③，均在这十年内发表。这一时期，宋代官制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④，堪称近人宋代官制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邓先生利用了《宋会要辑稿》，并旁征博引它籍，对元人撰著的《宋史·职官志》进行了校正。 “其校正条目总数达563条，总字数十五万左右，蔚为大观⑤”。只缘成文于1943年，正值抗战，随校流徙于西南一隅山沟，图籍缺乏，校正未臻详尽。然其全面勘校《宋志》之讹误、补苴其阙漏、疏通其晦涩，功绩已显。时至今日，《考正》仍为宋代职官制度研究之取资，并为国内外史学工作者所推重。五十年代以后，大陆的宋代官制研究，一度处于沉寂状态。 1962、1965年，聂崇歧、瞿蜕园先后发表《中国历代官制简述》⑥、《历代官制总述》⑦，论及宋代官制一般结构与特点，过于简略。进入七十年代末期后，大陆宋代官制研究一破沉寂的局面，显得生气勃勃。朱瑞熙《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作为“中国历代官制讲座”的一个部分，在《文史知识》上连续刊载⑧，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官制的特点及基本范畴最系统、明确的论述。 继之面世的有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①、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②，两部宋代重要官制史籍整理与研究专著。 专题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成果迭出，代表之作，试举如下：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③，邓小南《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初探》、《宋代文官差遣除授制度研究》、《北宋的循资原则及其普遍作用》④，曾小华《宋代磨勘制度研究》⑤，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⑥，陈振《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⑦，朱瑞熙《宋代官员致仕制度概述》⑧，王瑞来《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⑨，龚延明《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汇释选》、《宋职官术语汇释》、《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⑩，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11)，穆朝庆《宋代中央官府吏制述论》(12)，李宝柱《〈宋史·职官志〉官品制度补正》(13)，丁凌华《宋代寄禄官制度初探》(14)，张星久《关于南宋户部与总领所的关系》(15)，金圆《宋代监察制度特点》(16)，许怀林《北宋转运使制度略论》(17)，杨果《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18)，汪圣铎《宋代官俸禄与差遣》(19)，徐规等《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弥封制度》，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20)，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制中的特奏名》、《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21)，杨康荪《宋武举述略》(22)，等等。篇幅所限，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大量宋代官制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已能看出大陆宋代官制研究的勃勃生机，研究层面的丰富、解决问题的深度、研究人员老中青形成梯队的态势，表明了宋代官制研究不复是宋史学术界研究中的落伍者，并预示着能够迎头赶上经济史、史学史、思想史等先进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台湾与香港宋史界同仁，在宋代官制研究方面，成果斐然，老骥伏枥，新人辈出，引人注目。专著有杨树藩的《宋代中央政治制度》(23)、梁天锡的《宋枢密院制度》(24)、李正富《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25)。 单篇之作，五十年代未能称多，相当寂寞，止有方豪《宋代之官制》①、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②、侯绍文《两宋之制举》、《两宋之贡举》③。 迈进六十年代后，职官(包括选举)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代表之作有金中枢的《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再续》④；林瑞翰《宋代官制探微》、《宋太祖至仁宗朝乡贡考》⑤；梁天锡《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宋代之祠禄制度》⑥；杨树藩《唐宋监察制度比较论略》、《宋代宰相制度》⑦；林天蔚《宋代相权形成之分析》、《蔡京与讲议司》⑧；葛绍欧《北宋之三司使》⑨；罗文《宋代的路政府》⑩；李弘祺《宋代官员数的统计》(11)；迟景德《宋代宰枢分立制之演变》(12)。 　海外宋代官制之研究，为日本宋史界所称雄。专著有佐伯富所编《宋史职官志索引》(13)，其中刊有宫崎市定所撰《宋史官制序说》(14)，围绕如何阅读《宋史·职官志》展开，阐释、论述了宋代复杂多变的官制特点与体制，对全面研究宋代官制具有开创之功。 继而面世的是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15)，这是梅原教授致力于宋代官制研究的成果结集。洋洋大作，包括《序论一宋代官制的沿革》、《宋代的文阶》、《宋代的武阶》、《差遣一职事官为中心的若干问题》、《宋代的馆职》、《宋代的恩荫制度》、《宋代胥吏制概论》七个专题。 对宋代官制中的难点与重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宋代官制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日本有影响的宋代官制研究成果，尚有周藤吉之的《北宋三司的性质》、《北宋三司的兴废》、《宋代州县的职役和胥吏的发展》(16)；佐伯富《关于宋代的皇城司》(17)；衣川强《论宋代的俸薪》，刊《论宋代的俸薪》(18)；古垣光一《关于宋初的考课》、《关于宋真宗时代磨勘之制的成立》、《关于宋仁宗时代的磨勘之法》(19)；幸彻《北宋时期监当官的地位》(20)；内河久平《南宋总领所考》(21)；村上嘉宾《宋元时期的吏事》(22)；选举制研究方面突出的有荒木敏一《宋代殿试实行情况》、《北宋时期的制科》、《宋代科举政策的考察》①；中岛敏《宋代科举中的期集》②；等等。由上可见，日本在宋代官制研究方面，其成就灿然可观。综合大陆、台湾、香港、日本学界研究宋代官制情况，也能发现不少课题研究重复，尚待开垦的“处女地”不少。 不过，我们相信，随着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繁荣，宋代官制研究进入更全面、更深入、水平更高的阶段，为时已不远。到那时，也许各国学者有兴趣通力合作，分工撰写一部高水平、多卷本的《中国宋代官制史》，作为对人类文化积累的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二、宋代官制的源流变迁 　“宋承唐制”③。此唐制，实为唐后期之制。“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④赵宋立国之初，其官职因袭唐末、五代之制，即不脱唐末以来“紊乱”官制的窠臼。 此所谓“紊乱”，主要是指《唐六典》那一套整齐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行政管理制度，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逐步为临时差遣所动摇，以致“尚循唐制”之“本朝”官制，“皆空存其名而无其实”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宋前期的官制。 至神宗元丰间，对北宋前期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使宋代官制进入了与前期明显不同的元丰官制新阶段。 哲宗元祐间，对元丰官制，有所更革，但无关宏旨，元丰官制规模未曾触动⑥。徽宗崇宁、政和间，扩大了元丰改制的成果，改定选人、武选官名。此为宋代官制变迁的第三阶段。南宋初，因宋金战争，对省部寺监进行了删并。孝宗乾道八年，罢三省长官，改定宰相名称为左、右丞相。其后，官制未有更大更动。 宋代官制沿革大体如此。 以下分阶段予以叙述。 　北宋前期官制(公元960—1082年) 两宋是中国又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它扭转了唐末、五代百余年中央政权衰落、社会混战不休的局面，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走上了一个高峰。 “政事之原，莫大于官制⑦”。 宋代封建专制集权之所以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北宋前期奠定的行政管理体制，起了莫大的作用。 　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为了稳定人心，减少旧势力对新皇朝的威胁，宋太祖赵匡胤没有去触动后周的官僚机构；在太祖、太宗两朝进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过程中，同样采取了“伪署并仍旧”⑧的办法。然而，这不过是策略而已。他们有惩于唐末、五代“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武臣擅权”的流弊，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如中书门下旁，又立三司；吏、兵部旁，另设审官东、西院、三班院、流内铨；刑部之旁，又建审刑院；太常寺旁，另建太常礼院；秘书省之侧，另设三馆秘阁(崇文院)，等等，以分割相权、省部寺监之权，既使留用的大批旧官员乾领俸禄、不能掌握实权，又使其互相牵掣，便于皇帝驾驭操纵。与此同时，有步骤地，用委派有才干的省台寺监文臣京朝官，出任知州、知县，以接管节度使、团练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权，“三岁一易，坐销外重分列之势”⑨。而原坐镇地方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武官职，则给予优厚的俸禄，削夺其事权，使其变成为武臣迁转之贵阶。此即“节度使不食本镇租赋”、“而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特以为右列叙迁之宠，虽有正任、遥领，大率不亲本州之务”⑩之谓。从而构成了北宋前期官制名不符实固定化的特点——官与差遣分离。 “官”，即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官司之正官，如尚书左、右仆射、丞，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寺监卿少、丞簿等；“差遣”，即临时委任的职务名，常带有“判”、“知”、“勾当”、“管勾”、“权”、“直”、“提举”、“提点”、“提辖”、“签书”、“监”等限定词。 此外又有“职”(职名)，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三馆秘阁官等，用作内外差遣所带荣衔。 如： 　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知襄州事王洙① 　此为仁宗庆历间王洙官衔，其中“尚书工部员外郎为“官”，或称“正官”、“本官”，无职事，只用于定品位(从六品上)、俸禄(料钱三十贯，衣赐春、冬绢各十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因此，在北宋前期又称“寄禄官”；“直龙图阁”为“职名”，省称“职”，无职事，但为差遣所带荣衔，主要职能在于提高其资序、威望，或略给添支钱，如直龙图阁给傔人餐钱五千；“知襄州事”属“差遣”，为文臣王洙实际担任的职事官——襄州的一州之长官。 　差遣代替职事官——正官，在宋初，实出于稳定人心、巩固政权之必须，又有提拔资序低而有才干的新进之士担任要职、安置无能或不甘臣服官员于闲散之便，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之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病。原来的省台寺监官，变成了闲散官或阶官，除非特敕，不治本司事，造成了官制的紊乱。诚如马端临所述： 　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省〕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贵，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补阙、拾遗改为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六统军、十六卫，每遇大礼、朝会，但遣官摄事，以备仪范；天圣中，始以环卫官补宗室子。东宫官不常置。公主无邑司。节度使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虽带都督之名，而实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镇，皆有牧尹，而类非亲王不除。诸路无观察、采访，而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特以为右列叙迁之宠；虽有正任、遥领，大率不亲本州之务。诸司使副，有东班、西班，又有横班；横班之有职事者，独閤门、客省、四方馆，略有典掌，其他悉无所领。此其大概也。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 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② 　这一大段文字，精辟地概括了北宋前期官制的特色。士大夫对当时官制中名不符实、机构重三叠四十分不满，大声疾呼要求正名。司马光抨击道：“今之所谓官，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浑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员数滥溢，是以官吏愈多，而万事益废。”③面对宋初以来因循唐制而固定化了的官制种种弊端，上下怨声不断，所谓“天子临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叹发愤于下，不知几年矣！”④及至宋神宗赵顼上台(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终于在元丰三年至五年间(公元1080——1082年)，集中精力进行了官制改革。 使宋代官制进入了新阶段。 　元丰改制后的官制(1082——1276年) 神宗元丰改官制后，“官”与“差遣”分离的局面结束，职事官与差遣统一；而文臣专定“寄禄官”代替北宋前期之“官”。从此，“寄禄官”与“职事官”(包括差遣)明确分离的格局已定，并笼盖了其后的岁月，直至南宋政权覆亡。这就构成了宋代官制变迁的两大阶段：北宋前期与元丰改制以后时期。 元丰改制以后，又可细分为：①元丰新官制，②元祐之制，③崇、政之制，④南宋之制。 　① 元丰新官制 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颁赐经过校订的《唐六典》，成立详定官制局，降诏着手依《唐六典》进行官制改革。元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五月朔行官制。”①即元丰五年五月初一，正式颁行《元丰官制格目》。元丰官制的主要内容为：一、正官名。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职事，凡领空名的官，一律罢去。二、定《元丰寄禄格》。北宋前期，由文臣本官组成的迁转官阶，一律废罢，以阶易官，代之以《元丰寄禄格》，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共二十五阶。 　《元丰寄禄格》内所定二十五等寄禄官，决定文臣京、朝官的官品与俸禄，此所谓“寓禄有阶”②，是元丰新官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项官制改革内容。“寄禄法实为一代新制”③。三、定新官品。北宋前期官品，采用唐官品总为三十阶。“唐令，定流内一品至九品，有正从上下阶之制。……宋初，并因其制，唯升宗正卿为正四品、丞为从五品。”④元丰新制，一至九品通分正从，罢正、从品内上、下之分，共为十八阶。官品可决定官员服色、及影响俸禄等待遇。北宋前期，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元丰新制易为四品以上服紫，五品、六品服绯，七品至九品服绿⑤。四、罢文武官散阶，及吏人带文武散阶、检校官、宪衔⑥。 　元丰寄禄官与元丰新制官品，见下表： 1.北宋前期、元丰新制官品对照表⑦ 续上表 　② 元祐之制 元丰官制改革，并非全面的官制改革。像武选官名、选人官名、内侍官名等，未予正名。元祐时，基本上遵循元丰官制，但作过一些小修小补。 如改三省、枢密院分班奏事为合班奏事；户部右曹侍郎不复专掌常平事，而归总于户部尚书等。 影响稍大者，即于元祐三年(1088)，将寄禄官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六阶分左、右。元祐四年，自朝请大夫至承务郎十四阶，又分左、右。 至此，元丰寄禄官二十五阶，除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五阶，余均分左、右，总为四十五阶。进士出身加“左”阶，馀人加“右”阶，用以区分流品。绍圣二年(1095)四月三日又罢元祐四年之分，而复元祐三年分左、右之制(按：金紫光禄大夫罢分)①。 　③ 崇、政之制 徽宗崇宁、大观、政和间，动以继承熙丰新法相标榜，维护和扩大了元丰官制改革的成果。大观二年(1108)三月，罢哲宗元祐寄禄官分左、右之制②。崇宁二年(1103)九月，改选人幕职州县官七阶官名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又将通仕郎改为从政郎、登仕郎为修职郎、将仕郎改为迪功郎，以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为荫补未出官人之阶③。 　崇宁三年(1104)，续元丰未竟之事，建殿中省④。 　政和二年(1112)九月，把元丰时未及正名的诸司使、副等武选官者，统统改名。 原三公官之一太尉，降为武官阶之首。横行自内客省使至西上閤门副使，易为通侍大夫至右武郎十二阶。诸司使自皇城使至供备库使，易为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八阶；诸司副使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易为自武功郎至武翼郎八阶。 大、小使臣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差，易为敦武郎至进义校尉十二阶。大将、军将、守阙军将易为进武副尉、进义副尉、守阙进义副尉。并确定医官阶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共十四阶，内侍官自供奉官至贴祗候内品十一阶。改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罢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而置三少(少师、少傅、少保)。 又易三省长官名：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⑤。 钦宗靖康元年三省长官复元丰旧称⑥。 　④ 南宋之制 南宋初，因宋金战争，军事机构增多，行政管理机构予以省并。 建炎三年(1129)4月，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省，尚书省虽独立，但属执行机构，实质上，已恢复北宋前期三省政事合一之制，并罢秘书省(绍兴元年二月复)，废翰林天文局(绍兴二年正月复)，宗正寺并归太常寺(绍兴五年闰二月复宗正寺)，并太府寺、司农寺归户部(绍兴二年五月复太府寺，三年十月复司农寺)，并鸿胪、国子监、光禄寺归礼部(绍兴三年六月复国子监，二十三年二月复光禄寺，二十五年十月复鸿胪寺)。将作监、军器监并归工部(绍兴三年十月复置二监)。卫尉寺罢归兵部。太仆寺罢归驾部。少府监罢归工部①。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寄禄官依元祐之制，又分左、右，“以别流品”；淳熙元年(1174)三月，寄禄官阶复罢左、右之分②。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罢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之名，易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③。 2.南宋前期中央机构的变动 三、宋代行政管理机构 　宋代自皇帝至县乡的行政管理机构，适应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繁荣的需要。 皇帝对百官的操纵，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各级机构对财税的管理，监察机构的强化，均大大超过前代，形成了君强臣弱、内重外轻、重文轻武的政治局面。宋代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分成七个层面：(一)皇帝制度；(二)宰执制度；(三)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四)监察机构；(五)皇宫、京师侍奉机构；(六)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七)军事统率机构与地方治安机构。 　(一)皇帝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国家形式，是皇帝专制制度与中央集权制的结合。 宋代官制，是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毫不例外，皇帝盘踞于整座官僚机构金字塔的塔尖。皇帝，与攀附在皇帝周围及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后宫、东宫、宦官、学士院、翰林院等机构，构成了一整套皇帝制度。赵宋皇帝制度，比唐、五代更务实，亦更为坚强。它有效地维护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发号施令权，维护着皇帝的终身制和世袭制，遏制了后宫、外戚、宗室、宦官对朝政的干预，避免了类似汉唐的外戚与宦官之祸。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禥，传了十五帝，统治了三百零五年(不包括流亡政府)。 　皇帝名号、权限与权威 “皇帝”，由秦始皇嬴政确定以后，成了中国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名号。它不由选举产生，靠开国君主用武力夺取。赵匡胤原为后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司都点检。他通过发动陈桥驿兵变，推翻了后周王朝，建立宋朝，成为两宋第一代皇帝。 皇帝实行终身制与世袭制(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他总掌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发号施令，至高无上，“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①。 具体地说，皇帝拥有召集与主持朝会、朝议，立皇后、太子，除授与废罢宰相、枢密使等宰执官，及御史中丞等台谏官的权力；决定改元、大祭祀、大赦、战争与和平、禅位、法制的改革等等。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他所发布的命令称“诏”、“圣旨”、“御笔”、“手诏”，有时不必经过宰相签署。皇帝的诏旨就是法律，有权修正或收回已颁布的命令。关于皇帝权力的行使，兹略举数例： 　“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宋史 ·太祖纪》1)。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下“讨蜀诏”(《宋大诏令集》卷225)。 　元丰三年，神宗降“改官制诏”(《宋大诏令集》卷162)。 　至道元年，太宗立第三子赵恒为皇太子(《宋大诏令集》卷25《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制》)。 　绍圣元年，哲宗下诏废孟皇后(《宋大诏令集》卷20《废皇后孟氏诏》)。 　宣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徽宗赵佶禅位给其子赵桓，降“传位诏”(《宋大诏令集》卷7《内禅·宣和传位诏》)。 　乾德二年正月，太祖除拜赵普为宰相，制称“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宋大诏令集》卷51《赵普拜相制》)。 其居高临下的口气，跃然于纸上。 　当然，皇帝的权力，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他亦受到相权的制衡、言官的谏诤。所谓“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②。 皇帝的命令，通常须经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为三省)，得由宰相画敕，门下省审驳，付尚书省施行。“凡军国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书承而行之。”③“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治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④这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皇帝有逾越法度之处，宰相有权谏诤阻止。 如北宋末，钦宗欲以私意擢游侠王伦，仅以“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从三品)。”宰相何桌毫不客气地拒命，后改除寄禄官修职郎(从八品)，并不授予职事⑤。 　皇帝生前有尊号(神宗皇帝拒受尊号属例外)、死后有谥号、庙号。 以宋代第二个皇帝赵光义为例：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群臣上尊号曰：“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宋史 ·太宗纪》1)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赵光义驾崩，群臣上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同时上“庙号太宗”(《宋史·太宗纪》2)。 　通常史籍中所称某皇帝为“太祖”或“仁宗”“高宗”、“宁宗”之类，均属庙号称。 　皇帝权力的信证，为皇帝玺，宋代称印、宝。 太祖初即位，袭用后周“皇帝承受天命之宝”、“皇帝神宝”，新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别做“承天受命之宝”。宝皆玉质。太宗朝又增三印：一为“天下合同之印”，中书门下奏覆状及流内铨历任三代状所用印；二为“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所用印；三曰“书诏之印”，学士院翰林学士书诏敕所用印。印均金质。徽宗大观年间共有八宝：“镇国宝”、“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启二宝；“皇帝之宝”，答邻国国书用；“皇帝行宝”，降御札用；“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用；“天子之宝”，答外国书用；“天子行宝”，封册用；“天子信宝”，出大兵用。 由内、外符宝郎专掌①。 　皇帝居所称殿，总称“大内”，臣下不能僭用，包括皇太子。 皇太子居所称宫，宰相居所称府。 王子居所称院。太上皇居所也只能称宫，如太上皇高宗居所称“德寿宫”，等等②。连居所之名号，也成了树立绝对权威的辅助手段。 　皇帝死后墓葬地，亦有专用名号“陵”。 陵各有名：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徽宗(赵佶)永祐陵，高宗(赵构)永思陵，孝宗(赵眘)永阜陵，光宗(赵惇)永崇陵，宁宗(赵扩)永茂陵，理宗(赵昀)永穆陵，度宗(赵禥)永绍陵。 北宋帝陵(除徽宗永祐陵外)集中在河南巩县，史称“巩县八陵”(包括宣祖赵弘殷永安陵)；南宋六陵，又称“攒宫”，集中在浙江绍兴宝山下。陵名或用作皇帝别名。如以“阜陵”代称宋孝宗③。现归纳皇帝主要名号为图表如下： 3.两宋皇帝名号表 　皇位继承制——东宫制度 皇位继承制度，即立皇太子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世袭制度的主要形式。 两宋，除太祖赵匡胤属非正常死亡、未及立太子以外，其余皇帝，均由皇太子继位。 宋代立太子制较为健全。自宋太宗至宋度宗，共立皇太子十六人。北宋所立皇太子，均属太宗赵光义世系；南宋所立皇太子，从高宗选立赵伯琮为太子起，均属太祖赵匡胤世系。 皇帝终身制与皇太子继承制，两者形影相随，不可分割，在保证皇帝权力的和平转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上起了积极作用。天子传子，宰相传贤，这也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官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皇帝册立太子之后，太子即迁入东宫居住，随之建立起一整套东宫官僚机构，从法制上确保皇太子继承皇帝位的合法性、权威性；同时，对皇太子进行接位前的培训——灌输礼仪、文化、历史的知识，积累行政管理的经验与能力，所谓“谨身就傅勉学”①。通常，皇太子不预朝政，除非皇帝生病，特命监国。 　宋代东宫制度，讲究实效。 从形式上看，已远不如唐代东宫制度“如一小朝廷”之完备②，而是因事而设，随宜而置，无定员。 或由宰执、侍从官兼充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左右谕德、左右庶子；实有职事的东宫官，为数不多，如侍读、侍讲官，经常给太子讲授经史。其余东宫官名，在北宋前期，或用作迁转阶官，其后或点缀而已，“非实有职业”③。 　宋代东宫官，沿用唐的名号，元丰改制未及更换。 大体有太子六傅，即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宾客、詹事，左、右春坊司，皇太子宫都监(内侍充)、祗候、承受，太子左、右庶子、谕德，太子中舍人、舍人、家令、率更令、仆，太子侍读、侍讲，太子中允、洗马，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就学之所称“资善堂”。 东宫有保卫机构，称太子诸率府，仅为点缀而已，不必备官④。 　后宫制度 后宫制度包括皇后、妃嫔等内命妇及内尚书省官等一整套封授、管理制度。 它是皇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从封建法制上对皇位终身制的又一种形式的确认，即通过赋予皇帝婚姻以崇高的、充满政治色彩的、无与伦比的合法地位，从一个侧面巩固和加强皇帝最高统治和绝对权威。 所谓“天子有后，如天之与地……，称号弗崇，臣民之安仰？⑤”秦汉以来，已有后宫制度。 唐代后宫制度比较完备，有内命妇与六尚内官系统。宋代后宫的名号及组织，大体沿袭唐、五代之旧，神宗改官制，未及后宫名号，“宫闱内官，尚或沿袭，有所未暇”⑥。 　内命妇，即皇帝妻妾名号之总称，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①皇后；②夫人，包括贵妃、淑妃、德妃、贤妃；③嫔，包括淑仪、淑容、昭仪、昭容、充容、充媛等；④婕妤；⑤美人；⑥才人。此外有贵人、御侍等等。并各有视品。为后宫服务的常务机构称尚书内省六尚二十四司。六尚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徽宗政和三年五月，曾改尚书内省六尚为六司，即司治、司教、司仪、司政、司宪、司缮，以此比外朝尚书省六部。 南宋时仍复政和以前六尚二十四司之旧名⑦。 　后妃制度中的内命妇等级之别，其主要意义在于确立嫡庶之分。皇位继承制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嫡长子或嫡子继承制。 确立皇后、夫人、嫔、婕妤、美人、才人之等级，为嫡长子或嫡子继承制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可减少或避免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发生的流血冲突、社会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诸皇子及妃嫔争夺帝位的野心，有利于皇族统治的世袭与帝位递嬗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是局限性太大，选择皇储缺乏广泛性，因此不能保证皇储的素质、能力。 于是孱弱的幼主，多病或无能的君主不免产生，这时，皇后或太后临朝称制，就能发挥保证皇位世袭制不受干扰或破坏的作用。 如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分别在真宗、仁宗、哲宗朝垂帘听政，在夫君患病或幼主即位期间，都表现了管理军国大事的才干。在维护赵宋王朝的延续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内命妇名号表 　注：此表据《宋会要·后妃》4之1、《长编》卷111、《宋史·职官志》3《吏部·司封郎中》、《宋史·后妃传》等制成。 　经筵制度 宋代皇帝文化素养普遍较高，能文能书，或吟咏诗赋，或丹青作画，每个皇帝死后都建阁收藏其生前御笔、御制，诸如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等。确有空前绝后之叹。之所以能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太祖、太宗二朝，为扭转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劝学、兴科举，朝野上下逐渐形成读书求功名的大气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①宋代天子不但教臣僚、百姓读书，自己也肯读书，注意从前朝历史中汲取教训。高宗对大臣说：“朕于宫中无嗜好，唯好观书。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②同时，重视延请饱学之士至宫中，为皇帝上课，经筵制度较为健全，无一朝不设。这些，都成了促进宋代皇帝文化修养较高的因素。宋代为皇帝讲课的官，总称经筵官，包括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读、侍读，翰林侍讲学士、侍讲学士、侍讲(以上由侍从官以上文臣充)，及崇政殿说书(资浅者，即庶官充)。 定期定内容，讲解经、史、诗、宝训、时政记等，当代人所著的通史——《资治通鉴》也讲。 如宋神宗请《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进宫，为他读《通鉴》；高宗请讲读官为他讲解《资治通鉴》③。 皇帝听讲之所，或称说书所、讲筵所、迩英阁、延义阁，不定一④。 　学士院 宋代学士院为皇帝秘书处。翰林学士有“天子私人”之称⑤。凡文官太中大夫(从四品)以上、武官观察使(正五品)以上除授草制、诰，立皇太子、后妃，封亲王，拜相、枢密使、三公、三少、使相、节度使草制，统由皇帝宣召学士院翰林学士典掌，且不经中书门下(元丰后三省)，故翰林学士又有“内制”之称。学士院翰林学士或为职事官(差遣)之兼职，则不归院掌草制。 于是在院内专掌内制之翰林学士必带“知制诰”三字⑥。 其在院掌内制之资浅者，有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学士院权直。 学士之资深者，为翰林学士承旨。 　学士院学士除掌内制及起草宫内各种活动文书外，还有一项侍从皇帝以备顾问、献纳之任，皇帝“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⑦。在强化宋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过程中，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智囊、参谋，运用其娴熟于胸中的历代典章制度与帝王学的知识，出谋画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的翰林学士，被视为清贵显宦之职，“宁登瀛，不为卿”①之时谚，最足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对翰林学士一职的企羡。翰林学士多由科举出身，“极天下文章之选，非深厚尔雅不足以代王言，非直谅多闻不足以备顾问”②。其入选也难，入选后任也重、位亦崇。翰林学士亲近皇帝，易得人主赏识擢拔，成了宰执官储材之地。 据统计，两宋时期翰林学士位至宰执者，约占总数的49%③。 　两宋翰林学士际遇于重文轻武的时代，作为君主的得力“内助”④，在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翰林院 侍奉皇帝的内庭服务机构。掌供奉皇帝书画、捏塑、琴棋、医术、天文等技艺。设勾当翰林院公事官。其下有翰林御书院、翰林医官院、翰林天文院、翰林图画院四局⑤。翰林院与学士院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机构。 　内侍省、入内内侍省 宦官系后宫的附属物，也是皇帝制度的产物。北宋初，有鉴于唐代宦官擅权之祸，采取严格防范措施，限制内侍的权力，摒绝貂珰染指朝政，竭力使宦侍专心事役于掖庭、宫中。 然事未经久，出于强化中央集权之需，皇帝或遣内侍之军中为监军，之路府州郡为走马承受公事，以为耳目心腹之寄。遂启宦官干政之端，导致酿成徽宗朝“童、梁之祸”⑥。南宋时，宦官机构予以省并。天子与朝官对内侍干政，尚能警省，察有奸宄，即予弹劾诛窜；然内侍离间君亲，结交外朝权臣，排斥正臣，骄恣逾法之事终未能绝。 　宋代宦官机构庞大、屡有变迁。北宋景德三年二月，将内东门都知司、入内都知司与入内内侍班院合并为入内内侍省；五月，改内侍省内侍班院为内侍省。此后宦官机构，即有内侍省与入内内侍省，作为殿中、宫中承担饮食、洒扫及帝后、妃嫔、宫女日常生活料理的侍奉机构。入内内侍省比内侍省更为亲近帝后生活，位遇比内侍省高。 宋初，防范宦官擅权的措施较严，如限制高级宦官的迁转，年龄不到五十岁以上不得迁押班、都知⑦；其官阶不能超过遥郡观察使；内侍衔命出使在外，也不许干预州郡事⑧。但这种防范措施，仁宗朝之后有所松弛。至徽宗朝，童贯、梁思成等大阉得宠，播弄朝政，加速了北宋灭亡。神宗元丰改官制，立定入内内侍省、内侍官额：入内内侍省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以上领省事)，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初入省者为小黄门。不定员。又有祗候班⑨。内侍省内侍班官额：左班都知、右班都知、左班副都知、右班副都知、押班(以上领省事)，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 又有祗候班⑩。 南宋绍兴三十年九月，罢内侍省(11)，止存入内内侍省。 　(二)宰执制度 　宰执，是皇帝的辅弼，又是皇帝的制衡器。在宋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宰执制度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宰执，为宰相与执政总名。 　宰相，系职官总名，非正式官名之单称。在两宋，宰相经历了六次变化：①在宋初，自六部侍郎、尚书以上至三省长官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为宰相①。 首相带“昭文馆大学士”，简称昭文相；亚相带“监修国史”，简称史馆相；末相带“集贤殿学士”，简称集贤相②。 ②神宗元丰五年(1082)行新官制，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为左相，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为右相③。③徽宗政和二年(1112)，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以太宰、门下侍郎为左相，少宰、中书侍郎为右相，三公领三省事为公相④。④钦宗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废太宰、少宰之名，仍复元丰官制，即以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宰相之职事⑤。⑤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四月，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⑥。 ⑥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改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三月，罢三省长官名⑦。 　执政官，为副宰相与枢密院长贰官总称。 副宰相与枢密院长贰官的名称，也屡经变动。 副宰相有参知政事，尚书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等不同称谓。枢密院长贰官，有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⑧。 　宰执官之外，又有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重事之名目，非常制。哲宗元祐间始设“平章军国重事”、“同平章军国事”⑨，以处元老重臣，其位虽在宰相之上，但所参预的政事却有限制。 南宋时，权臣用事或带“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重事”，侵夺丞相之权，如宁宗朝之韩侂胄，理宗朝之贾似道⑩。 　使相，非真宰相。系高级阶衔。凡节度使、枢密使、亲王、留守、检校官兼三省长官(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为使相。元丰改制，易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作为文臣寄禄官最高阶。使相不参预政事，但许在除拜将、相等制敕之敕尾，署“使”字，享有俸禄(11)。 5.两宋宰相、副相名称沿革表 　(三)中央行政管理机构 　宋代官制，已如前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革。 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以元丰改官制为分界线，可分(1)、北宋前期中央机构；(2)、元丰改制以后中央机构。兹分述如下： 　(1)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 　两府、三司制的建立 北宋前期，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为中书门下，其治事之所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处①。中书门下省称“中书”，与枢密院对掌行政、军事大政，号称“二府”②。又有三司，掌国家财政。“二府”与“三司”构成了北宋前期中央最高的管理机构。中书门下别名政府、东府，其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副长官为参知政事(副相)。枢密院别名右府、西府，其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三司别名计府、省司，其长官为三司使，目为计相。 其下分盐铁、度支、户部，各置使③。 　中书门下于元丰五年罢。 　中书门下附属机构 北宋前期，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的职事，“十无二三”。 其职事为中书门下、三司、密院所侵之外，并分归中书门下所属新设机构履行。 　(1) 制敕院 中书门下吏人廨舍，掌行遣中书门下文书④。 　(2) 舍人院 掌外制，任事者称知制诰、直舍人院，取代中书舍人之职。 元丰新官制，废舍人院⑤。 　(3) 铨曹四选 唐代由吏部、兵部所掌铨选除授文、武官职事，入宋，归铨曹四选：审官东院⑥，掌除授六品以下文官；审官西院，熙宁三年五月始置，掌除授升朝官以上武选官；吏部流内铨，掌文臣幕职州县官(选人)除授；三班院，掌差除武臣、小使臣。 元丰改官制，铨曹四选分别改为吏部尚书左选、吏部尚书右选，吏部侍郎左选、吏部侍郎右选⑦。 　(4) 起居院 掌撰修起居注——皇帝主持朝会的日常活动，言论记录。 任事者，称同修起居注，为差遣，行门下省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之职事。 古之左、右史之职⑧。 　(5) 礼仪院、太常礼院 掌礼仪事，行礼部、太常寺礼仪之职事⑨。 　宣徽院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之一，为总领供奉官之司，长官为宣徽南院使、北院使，阙则枢密副使兼。凡内诸司及三班院、内侍二省之名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仪，检视内外进奉之名物，统掌之⑩。 康有为将宋代供奉职事归总于宣徽院一事，列为宋代官制“五善”之一，“以一司尽统诸司供奉者，既简、既肃而又不与国政、民政之官相杂乱，岂不清切乎？故制最精妥矣！”(11) 　群牧司 掌内外厩牧之政，行太仆寺之职事，长官为群牧制置使、副使(12)。 　崇文院 即三馆秘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掌藏图书秘籍及缮写校刊所藏，侵秘书省之职，其馆阁官为储才之地。 元丰五年罢归秘书省(13)。 　〔附〕 馆阁与殿阁 　宋代于官、差遣之外，又有“职”之名目。“职”为“职名”省称。三 馆秘阁官，诸殿大学士、学士，枢密直学士(述古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统可称“职”。 除宋初三馆秘阁官或有实事外，“职名”皆无职事，为内外差遣所带衔，标志文学高选。差遣所带职名，又称贴职(或帖职)。元丰新制，罢三馆秘阁，并罢职事官带职。哲宗元祐以后，渐复贴职之制；政和间，立定庶官贴职自直秘阁至集英殿修撰为九等①。南宋时，职事官带职十分普遍，早已突破九等之制。侍从官带诸阁待制以上至殿学士、大学士者，泛称贴职。如王纶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②，汤思退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③，梁汝嘉以直龙图阁、知临安府④，直秘阁范寅知岳州、显谟阁直学士王似知兴元府⑤，等等。 　三馆秘阁 北宋前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总名“崇文院”。 三馆秘阁官有：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上为宰相所带职名)，集贤院学士、直学士、史馆修撰、集贤殿修撰、判馆、判阁、直馆、直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史馆编修、史馆检讨、崇文院检讨、秘阁校勘等。馆职官通常须召试而后除，属文学高选。 元丰五年改制，罢三馆秘阁归秘书省。然南宋时，视秘书省官为“馆阁官”⑥。 6.北宋前期馆职表 　注：此表据《容斋随笔》卷16《馆职名存》，《容斋四笔》卷1《三馆秘阁》，《石林燕语》卷2.《职官分纪》卷15《崇文院》，《麟台故事》卷3、4，《玉海》卷165《四馆》，《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47至52制成。 　阁学士等 诸阁，包括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 凡带学士、直学士、待制职名者，为侍从官；自直龙图阁至直显文阁、直秘阁，为庶官所带职名，即贴职①。 　殿学士 包括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学士，以及曾置而旋罢的文明殿学士、大学士，紫宸殿学士，延康殿学士，宣和殿大学士、学士。 殿学士，无职事，资望极峻，有出入侍从、备顾问之名义，实为宰执官离任或外任所带职名②。 7.两宋诸阁职名表 　注：此表据《宋史·职官志》2、龚延明《宋史职官表补正》卷2制作。 　(2) 元丰正名以后中央机构 　宋神宗赵顼，鉴于宋初以来官制名不符实的不便与舆论压力，在熙丰变法运动中，设立详定官制所，令按《唐六典》正名。元丰五年五月一日，新订的《元丰官制格目》颁行。凡省、台、寺、监官之领空名者一律罢去，复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及诸寺监之制。中书门下一分为三省。徽宗朝复殿中省。从总体上说，元丰正名以后，迄南宋亡，其官制格局未变。 　三省 元丰正名，罢中书门下，其权归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成为中央最高政务机构。中书省承旨造令，门下省审议覆奏，尚书省施行制命。 南宋建炎三年四月，中书、门下二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三省号称政府，议事之所称都堂，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③。 三省长官侍中，中书令、侍中，名义上为宰相，实不除人，而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门下、中书侍郎及尚书左、右丞代参知政事为副相之职。 　门下省别称左省，中书省别称右省。两省属官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通称“两省官”④，掌原谏院所掌谏诤职务。门下省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别称左、右史，掌起居院所领修起居注职事，通称“小两省官”。又设门下后省、中书后省，分别由给事中、中书舍人主判。给事中兼掌审读、封驳中书省诏令，中书舍人兼掌原舍人院知制诰草拟命令职事。 称“外制”①。 　尚书省 又称都省、会府、南省。元丰改制后，复尚书省官额，但尚书令不除人，以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为宰执官。尚书令厅——都堂，为三省议事之所，代替北宋前期政事堂职能②。其下有尚书左、右司，号称“都司”，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掌受付六部之事及纠察六部文书之违失。左司分领吏、户、礼三部诸房，右司分领兵、刑、工三部诸房③。 　枢密院 元丰改官制时，臣僚曾建议罢枢密院归兵部。 神宗不听，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枢密院于元丰官制中仍保存不变，但罢枢密使、枢密副使，止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为长贰官。至南宋绍兴七年又复置枢密使、副使，其后，宰相多兼枢密使。按元丰新制，凡军国大事，三省与枢密院同议进呈，凡得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④。 　六部 元丰新制，尚书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正名，罢他官判各部事与所属二十四司，而由各部尚书、侍郎主管部事，诸司郎中、员外郎主管司事。 又，吏部四司增为七司，户部四司增为五司，尚书省共有二十七司。 　吏部七司 北宋前期铨曹四选并归吏部为四司，即审官东院改为吏部尚书左选、审官西院改为吏部尚书右选、吏部流内铨改为吏部侍郎左选、三班院改为吏部侍郎右选，又有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总为七司，分掌除堂除外之文武官吏铨选、叙迁、荫补、考课、封爵、策勋等事⑤。 　户部五司 北宋前期，三司总管全国财政。 元丰正名，以原三司及王安石变法时司农寺新增事权归户部左、右曹，并振举度支、金部、仓部三司职事，共为五司，总掌全国户口，土地、钱谷、赋役之政令⑥。 　礼部四司 元丰官制行，罢礼仪院事归礼部。 本部掌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贡举、道释等政令。下设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四司⑦。 　兵部四司 元丰正名后，兵部职权略增而已。兵政仍总归枢密院，武官除授铨选归吏部尚书右选、侍郎右选。 本部仅掌民兵、厢军名籍，及蕃官加恩，所属四司为兵部、职方、驾部、库部⑧。 　刑部四司 北宋前期，刑部以他官判部事，掌审覆天下大辟案。 元丰正名，罢审刑院归刑部，本部掌律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其下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⑨。 　工部四司 元丰正名，罢三司，其修造、坑冶等职事悉归工部。 本部总掌城池、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钱币、山泽、苑囿、河渠之政令。 下分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⑩。 　秘书省 元丰改制，崇文院(三馆秘阁)职事归秘书省，省职振举，统掌图籍、国史、天文历数、祭祀祝辞。 长贰为秘书省监、少监各一人，属官有秘书省丞一人，秘书省著作郎一人，秘书郎、著作佐郎各二人，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 别称“馆阁官”。 分案四：国史、太史、经籍、知杂案。 政和六年增置道教案(11)。 　殿中省 北宋前期，殿中省六尚局职事由它司分领。如尚食局归御厨、尚药局归医官院、尚衣局归尚衣库、尚舍局归仪鸾司、尚乘局归左、右骐骥院，本省但设判省事一人，所掌仅元旦、冬至皇帝御殿，郊祀、褅袷、后庙神主赴太庙，供具伞、扇等。 元丰正名，但未及建省，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复建殿中省六尚局，设殿中省监、少监、丞各一人，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舍次之政令(12)。 　九寺五监 北宋前期，“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多以他官判寺事，仅大理寺有职事。 熙宁变法，司农寺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元丰正名，九寺五监各司其职。九寺是：太常、宗正、大理、鸿胪、光禄、卫尉、司农、太仆、太府寺。诸寺长贰为卿、少卿，下设丞、主簿。此外，尚有大宗正司，长官为判大宗正司或知大宗正司事。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国子监长官为祭酒、司业，都水监长官称都水使者；其余诸监长贰概称监、少监，下设丞、主簿。 北宋前期之司天监，正名时易为太史局归隶秘书省。 　九寺五监职能与六部二十七司多有重复处，实际上已远不如秦汉时九卿，已降为具体办事机构，或为闲司，用作“养才之地”①。南宋建炎三年四月，寺监省并。宗正寺归太常寺，太府、司农寺归户部，鸿胪、光禄寺、国子监归礼部，卫尉寺归兵部，太仆寺归驾部，少府、将作、军器监归工部。 绍兴初，陆续复置，仅卫尉、太仆二寺与少府监自此罢废②。 　附元丰新制六部二十七司组织表。 8.元丰新制尚书省六部二十七司表 　注：此表据《元丰官志》制作。 　(四)监察机构 　御史台 监察机构，在中央有御史台和谏院；在地方有路监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别称“外台”。御史台是一个十分活跃、地位显赫的机构。御史台与二府分持纪纲，在京百司，自宰相以下，悉隶御史台纠察，号称“霜台”、“宪台”①。宋立国之初，沿唐、五代旧制，御史台存其名，三院御史多出外任。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御史台始正名举职，但不领言事，专掌纠弹。至真宗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台、谏合一。台官之权日重②。仁宗又明令宰辅不得荐举御史台官，御史中丞、御史缺员，须由天子亲擢。御史台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与二府鼎立的皇帝“耳目之司”，“台谏之权与宰相为抗矣！”③ 　御史台长官名义上为御史大夫，在宋未除人，实际台长为御史中丞，副贰为侍御史知杂事(元丰正名后为侍御史)，其下设三院：台院，设侍御史一员；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二员；察院，设监察御史六员，或称“六察”，掌分察六部及百司之事④。北宋前期，以资浅者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元丰正名，罢“里行”。本台除掌弹纠百司官吏违纪失律不如法事之外，还掌受登闻检院所上申诉案件及参与决断天下疑狱大案。 元丰三年，纠察在京刑狱司职事并归御史台。御史台或被权相(如秦桧)利用作排斥异己之工具。从总体上说，御史台在宋代是维护皇帝专制统治的得力工具，其政治影响甚大，故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说。 　谏院 北宋太宗朝设谏院。中书、门下二省的谏官左、右司谏与左、右正言，如入谏院供职者，必须别降敕命。谏院为诤谏机构。入院为言官，称“知谏院”，职在拾遗、补阙朝政得失，凡百官自宰相以下任非其人、事有失当，都得谏正。元丰改制，罢谏院，复门下、中书两省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职事。南宋初，门下、中书后省谏官，仍以谏院为称。建炎三年二月，谏院不隶门下、中书省，独立置局，实际上成了皇帝钳制相权及舆论的工具。 其官额：左、右谏议大夫各一人，左、右司谏各一人，左、右正言各一人⑤。 　(五)皇宫、京师禁卫与侍奉机构 　三衙 为宋代禁军统兵机构。禁军，本义为天子禁卫军，即殿前司、侍卫亲军两司所总之禁旅。真宗景德二年(1005)，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一职之后，侍卫亲军司一分为二：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而与殿前司构成三足鼎立的禁军三衙。宋代禁军，源于赵匡胤所统率的后周禁军，惯于征战。因此，不仅担负着保卫天子、保卫京师之职，一有征讨，则遣师出征，或屯戍于外，扩而展之，禁军成了宋代正规军。“所谓禁兵者，皆三司(按：三衙)之卒”⑥。 然皇宫卫士，仍系三衙所统，所谓“入则侍卫殿陛，出则扈从乘舆，……掌宿卫之事”⑦。 　三衙各有编制，互不统属。殿前司统兵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殿前司最高指挥官，原为殿前都点检，因赵匡胤曾任后周殿前都点检而不复置。南宋时，提拔资浅者为“主管殿前司公事”。侍卫亲军马军司与步军司长官类殿前司，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南宋设主管公事。 　殿前司所领殿前诸班、御龙诸直，为皇帝近身卫士，直接卫护宫中殿陛⑧。殿前司骑军捧日左、右四厢，殿前司步军天武左、右四厢，侍卫亲军马军司龙卫左、右四厢，侍卫亲军步军司神卫左、右厢，总名“上四军”，为三衙禁军精锐，负责京师及皇宫诸内门之守卫，及备征戍⑨。 　三衙为禁军最高统兵指挥机构，其发兵、调兵权则归枢密院。 两者互相牵制。 　皇城司 为京师皇城的保卫机构，掌宫城诸门管钥、木契，按时启闭；并掌进出宫城门的禁令，后殿引见公事等。所领禁军有亲从官五指挥(近三千人)，亲事官三指挥，入内院子(服杂役)五百人。皇城司长官为勾当皇城司公事，初设二员，熙宁时增为七员。 南宋时设提举官，提点官二员，干办皇城司公事五员①。 　侍奉机构 在禁中侍奉的武职机构，有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横行五司等。 　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 皇帝御后殿(便殿)有引见公事，与殿前司、皇城司分工祗应。所统禁军有马直、步直各一指挥，御前忠佐散指挥班一，军头司祗候备员1960人②。 　四方馆 掌通进文武官所呈庆贺、起居章表等。 　引进司 掌收受臣僚、蕃国等进贡物品及礼物。 　客省 掌收受帝后诞辰四方进奉香及外国使人往来接伴之礼。 　东上閤门司 掌前后殿赞引臣僚朝见、辞谢等仪范。 　西上閤门司 掌忌辰慰礼进名、行香、临奠、问疾等有关凶礼事③。 　带御器械 为宫中特殊侍卫武职。宋初正称“御带”，身佩弓箭袋、御剑，为皇帝扈从近臣，以防不测④。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四月，改名带御器械，在京师，有宿卫之职责，实为点缀而已⑤。如任差遣带“带御器械”衔，则用以宠其任，所谓“盖假禁近之名，为军旅之重”⑥。 　(六)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宋代实行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① 路级行政机构 宋立国之初，承唐之制，以道为单位划分管理区，分天下为十道⑦。 乾德三年(965)三月，朝廷遣官立转运使，总一道之财赋，此为道一级之设官⑧。开宝八年(975)，始见“道”名改成“路”。路转运司权力扩大，有“鞫讼”之职⑨。太平兴国二年(977)，转运使得掌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官吏，“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⑩。至道三年(997)全国分为十五路，以转运司管理辖区的路级体制形成(11)。神宗熙宁七年(1074)，增为二十三路。元丰改制不变。徽宗崇宁四年(1105)增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增燕山府路、云中府路，共二十六路。 此为宋全盛的版图路分(12)。 　路一级管理区，虽然笼盖部分州、府、军、监的经济管理、刑狱管理与监察管理，但并无统一的行政主管机构，即不像州、府、军、监与县二级，各自均有长吏为中心的权力机构。这种格局的形成，源自宋初强干弱枝政策。 宋太祖、太宗，为了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派遣京朝官直接掌握州、县二级的权力，从而一举打破了节度使、刺史等武臣专制地方的局面。此举有利又有弊。全国二百多个州、府、军、监，无异于二百多条权力渠道通向朝廷。中央实难以直接管理。于是，路之转运司，率先由经度一路财赋进而按部举刺，代朝廷实行对州县官吏的监督。继而皇帝疑惧转运司权力过重，复遣走马承受公事进行讥察。真宗景德四年七月，诸路置提点刑狱公事司，掌一路刑狱诉讼兼察吏治，“实分转运使之权”(13)。 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于提、转，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又授权提举常平公事，掌一路通货有无、平抑物价、坊场、河渡、水利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并兼察吏治。于是，转运司(漕司)、提刑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构成了并列的路一级管理机构，总名监司。监司，为皇帝“耳目之寄”，“付以一路”，号称“外台”，与“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土而治。”① 　南宋版图缩小，建炎初减为十九路，“每路文臣为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总一路兵政，许便宜行事；武臣副之。”②南宋之路，为帅府路，即以路之治所所在州之知州带安抚使总管一路，已与北宋时转运使路不同。安抚使司别称“帅司”，在南宋时成了“监司”之一③。宁宗后，安抚司之兵政归都统制司，一路之民政归隶于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成了闲署④。 绍兴后，全国分为十六路，嘉定间利州路分东、西二路，共为十七路⑤。 　路一级管理机构，除了“监司”之外，尚有“杂监司”，则一些专门的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如提举茶马司、提点坑冶司、提举市舶司、提举学事司等⑥。 　州府军监级行政机构 宋代路之下的地方一级行政管理单位为州或府、军、监。 　宋代版图全盛时(宣和四年)，分26路、254州、30府、55军、4监⑦。隋朝州、郡合一。唐代去“郡”为州，始设府。宋沿置州、府，实为秦汉郡之建置。宋之州、府保留郡名，如河南府、河南郡，齐州、济南郡，淄州、淄州郡等⑧。 府、州、军、监可以升降或废罢。 　宋州府军监，虽受路监司督察，但其治权直属朝廷。这也是宋初削夺藩镇及其兼领支郡后所采取的措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⑨。 　① 州 依户口数分雄、望、紧、上、中、中下、下七等。按格，又有都督州、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刺史州)之分。州格有升降，如防御州升节度州，或降为团练州。“旧瀛州为防御州，大观二年升为河间府、瀛海军节度。”“恩州，唐贝州、晋永清军节度使，庆历八年改恩州降军事州。”⑩ 　宋初沿唐制，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为实官，赴州任职。太祖、太宗收藩镇之权，代以文臣京朝官知州、府事，节、察、防、团、刺，遂成为武臣遥领不赴任之迁转贵阶，或亲王、宗室所带衔。 其所系州名，得与州格相应。即如岳州团练使，岳州之格应为团练州；宜州刺史，宜州应为军事州。而节度使系州名，较特殊，即不用节度州之州名，而挂节度州之军额名。每个节度州，均有军额名(少数无军额名)，若节度州苏州，其军额为平江军；节度州润州，其军额为镇江军；节度州鄂州，其军额为武昌军(11)，等等。如“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12)，“清远军”为节度州融州之军额。凡以上挂名州格之诸武官，均不赴州任事，表示一种阶位而已。州之行政长官，为知某州军州事，掌本州军、民之政，省称“知州”；佐贰官为通判某州军州事，省称“通判”。 通判有权监督知州。 凡本州公事，知州与通判连署(13)。 　② 府 在地方行政建置上，府与州平级，但在实际地位上，略尊于州。府多由州升。如升杭州为临安府、越州为绍兴府、洪州为隆兴府。 京师开封府、临安府别论之外，府分京府、次府、府三等。 京府有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次府有真定府、京兆府、凤翔府、河中府、江宁府、江陵府、兴元府。 京府、次府设府尹、少尹或府牧。 其它府之长官，称“知某府军府事”，省称知府，领本府户口、税赋、钱谷、狱讼等事；凡法令条制，一一奉行，兵民之政，统总掌之。 佐贰为通判某府军府事，省称通判，与知府同签署本府公事①。 　③ 军 与州、府平级，而实际地位次于州、府、高于监。地势冲要，户口少而不成州者，则设军。北宋宣和间，全国设55军。军一级长吏称“军使”或“知军”，如云安军使，知光化军事。副贰为通判某军事，小军则不置②。 　④ 监 与州、府、军平级，而实际地位次于府、州、军。 系由理财之区，跻入治民建置单位。如永丰监(铸铜钱)、利丰监(煎盐)、济众监(铸铁钱)等。监之长吏称知监事或监使，掌本监之政令③。 　州府军监长吏之下，有僚佐，称幕职、诸曹官。幕职有留守推、判官，节度、观察推、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军事判官、推官，军、监判官，皆由选人充；如由京官充判官，则称“签判”。 诸僚佐协理郡政、总理诸案文书④。 　诸曹官，诸州(军、监)有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诸府为司录参军、户曹参军、法曹参军、士曹参军、仓曹参军等。 分掌户籍、赋税、仓库出纳、议法断刑等事⑤。 　幕职官、诸曹官，在徽宗崇宁前，又充选人之阶官。 　监当官，州府军监理财的差遣，监临诸场、院、库、务、局等税收、库藏、杂作、专卖等事务。 由文臣选人、武臣三班使臣差充，也有京朝官责降充监当官者。 这是一支布满全国各地的财、税官队伍⑥。 　⑤ 县级行政机构 宋代三级地方行政建置之最低一级，位在路、州二级之下。宋版图全盛时，全国有1234县⑦。县分赤、次赤、畿、次畿、望(四千户以上)、紧(三千户以上)、上(二千户以上)、中(千户以上)、下(不满千户)、下下(五百户以下)十等。三年一次升降县等。县长吏有县令，由选人充；京朝官或武臣幕官充者，称知县事。凡一县境内之户口、赋役、钱谷、赈济、给纳、劝课农桑、平决狱讼等，统掌之。如县内有屯驻禁军，知县兼兵马监押(寄禄官宣教郎以下)或兵马都监(通直郎以上)，县官尚有县丞(京官充者称知县丞)。为一县之佐贰，佐理县事、督察群吏。县主簿，掌管官物出纳与簿书。县尉掌一县治安，训练弓手等事。以上县官，视县之大小而设，不必备置⑧。 　县之下，犹有镇、寨，或城、堡，在居民繁密或地形险要处，设监官管理。 　农村 县下有乡，乡下有里，里下有编户。乡管里。如咸阳县，分五乡，管五里，河南乡管资川里、奉贤乡管奉城里等。 乡设乡长、里设里正⑨。 　(七)军事统率机构与地方治安机构 　宋代统兵作战机构，北宋与南宋并不相同。北宋前期，有征伐事，临时命将出师，号称行营，统帅或称诸军都部署、副都部署及监军，师还即罢。边防要塞，或置路兵马都部署(英宗朝以后改称路马步军都总管)。徽宗朝，设制置使、宣抚使，作为对辽、西夏作战的统帅。 及至南宋初，宋金战争持续十数年之久，军事统率机构名目相应增多，计有大元帅府、御营使司、制置使司、都督诸路军事府、宣抚使司、镇抚使司、招讨使司等等。沿边州郡守臣(要郡知州)并带安抚使、路马步军都总管。而集结重兵、形成战争主力的即为淮东、淮西、湖北、四川四大宣抚司。 其统兵长官为宣抚使、宣抚副使、判官，属官有主管机宜文字、主管书写机宜文字，提举一行事务、干办公事等①。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第二次和议，江上三宣抚使解职，宣抚司改为某州(或某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后在诸路扩展为十都统制司，长官为都统制，成了南宋实际统兵防守、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②。 都统制司之禁军，按军、将、队三级编制，其统兵官分为十等：都统制(主帅)、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部将、队将、押队、拥队③。 　南宋后期，宋蒙战争既开，都督府、制置司、都统司成为前线最活跃的统率机构。 四川并复设宣抚司。 　与之同时，尚有地方统兵机构，即屯驻禁军指挥、厢军指挥、诸寨土军等。熙宁七年九月，推行将兵法。至哲宗朝，全国置143将。 凡将之官署称“将司”，每将设正将、副将，按将、部、队三级编，管辖本路系将禁军，即隶属枢密院之禁军。与此同时，路、州府军监与县三级，相应地设兵马钤辖、都监、监押，多由地方长吏兼领，总管本地不系将之禁军(屯驻、就粮禁军)，而与巡检司、巡检之兵，共负维持地方治安之责，此所谓“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之守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④。实际上，到了南宋，不系将之禁军，已成为“州郡之兵”⑤。其统兵官或用作贵游子弟添差窠阙，仰给衣食而已。史家论宋代兵政之弊，即在于“主兵之员多。 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⑥。 　安抚司号称帅司，但为文臣知州兼领安抚使，有管辖一路兵马之名，并无统兵征战之实，即自“别置将官”后，“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而于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殆如路人者”⑦。 故安抚使归入“监司”。 四、官吏的管理制度 　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在唐代基础上有很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选官、考课、注授、酬劳、致仕等制度。 其最足称道之处：一、选拔官吏，以科举为正途，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公平竞争，从社会下层选拔“寒俊之士”，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二、官员满任即调，流动性大，便于人才交流和防止在地方结成盘根错节的亲党；三、优待士大夫，俸给与赏赐均比前朝优厚，“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⑧。致宋代之人才辈出，及国难当头，毕命疆场，慷慨捐躯者，历代也以宋朝为最多。可以说，在维护两宋国家机器三百余年的运转中，颇为得法的官吏管理制度，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一)选官制度 　 宋代官员选拔的途径有五：科举取士、门荫补官、从军补授、吏人出职、纳粟摄官。其中以门荫奏补与科举取士数量为最众，其次为军功补授、吏人出官、纳粟买官⑨。宋人言：“仕进之路之盛者，进士、任子而已。”⑩据近人统计，两宋科举取士共有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通过门荫授官，平均每年近500人①。且以南宋嘉定六年(1213)吏部四选官名籍之出身统计为例：四选共38864员，其中门荫补官为22116人，占总数57%；科举取士数为10923，占28%；军功补授为2891，占7.4%；胥吏出职1834，占4.7%；纳粟买官940，占2.4%；其他164员，占0.4%②。 不同来源的官吏，其素质有明显的差异，“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 “今科举之士，虽以文章为业，而所习皆治民之说，选于十数万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③。显然，科举取士，是影响和决定宋代官僚队伍素质的最重要途径。宋代高级官员多系进士出身，原因亦在此。 　1.科举取士 凡分科目，经过一定程序考试合格取士的制度，称科举。科举制，始于隋，奠定于唐，在宋朝得到完善和健全。 宋代科举包括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科及宗室应举。 　(1) 贡举，是科举的主流。贡举分进士、诸科，由礼部主持，称“常科”。宋建国之初，即举行科举试，太祖朝每年一次。太宗、真宗、仁宗朝，或隔年、或逐年、或隔三年，直至英宗朝“三年一大比”定型，迄南宋亡，三年一次科举试不变④。 　两宋历朝十四，贡举试共进行了118次⑤，列图如下： 　贡举试分三级：发解试(州试、国子监试)、省试(礼部试)、殿试。 殿试及格，即赐及第、出身、同出身，方有释褐做官的机会。殿试确定五甲名次，进士科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两宋贡举进士科、诸科共118榜，取士(包括特奏名)总数达109950人，则近十一万⑥。 　(2)制举，为科举项目之一。国有大事，皇帝下诏求贤，临时设科目(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召赴殿试，皇帝亲试策略，三千字为限。文词、义理俱优者中选，赐制科出身，不常设⑦。 　(3) 武举，科举项目之一。选拔武艺高强之武士。考试由兵部主持，须经比试(资格试)、发解试、省试(兵部试)、殿试，考试内容以弓马武艺为主，课以兵法。武举及第，即授武事差遣，两宋武举共进行过77榜。武举第一名称武状元⑧。 　科举项目尚有词科、童子科及宗室应举等。 　2.门荫补官 凡以亲属官荫奏补入官，称“荫补”，或“奏补”、“任子”、“荫子”、“门荫”、“资荫”、“恩荫”等等。宋代荫补名目繁多，有郊祀荫补、皇帝生日荫补、改元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等。荫补有格法，如文臣，北宋前期知杂侍御史、大小卿监以上，元丰后寄禄官朝请大夫(从六品)、带职朝奉郎以上，皆可荫子；武臣，北宋前期诸司副使以上，元丰后训武郎、修武郎(正八品)、閤门祗候(从八品)以上许补子⑨。 此外，后妃、公主等戚属、皇族别有优惠的荫补法。 荫补范围，自子、孙、曾孙、兄弟、叔侄，旁及异姓，门客、医人，无严格限制。宋代每年由门荫入仕的人数，数百上千，甚至数千。政和六年(1116)，郊祀荫补1460余人；南宋绍兴间，每行郊祀荫补达四千人①。荫补，在两宋，成了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然荫补人数虽众，但不列为“有出身人”，政治地位不如进士及第等科举出身人，跻身高级官僚队伍较为困难，大多都下沉在州县官、财务监当官、巡检使等低级、中级差遣。因此，有志之士在荫补得官之后，仍赴科举试。如副宰相韩亿之子综，“荫补将作监主簿，迁大理评事，举进士中第，通判邓州、天华军”；亿之孙宗彦、宗师，皆荫补官后再举进士登第②。 　3.军功补授 从军人应军功而授官，为宋代流外补官的一条渠道。 依法，称军功者，谓亲冒矢石，斩获首级，战斗负重伤，击退贼寇解围，运粮守城，修筑关隘，等等③。宋代军功授官为数不少。如南宋宁宗嘉定六年吏部侍郎右选参部使臣中，因军功而得参部注官的达847员，占侍郎右选参部员额总数的5.4%④。 　4.吏人出职 宋代官与吏有天壤之别。部分吏人(主要是中央官府与诸州、监司吏胥)虽有机会出职注官，然有限制，“吏职补官至从政郎(从八品)止”⑤。 吏人出职有《年劳补官法》，凡在京百司吏人，经考试律法三道及格者，得补正名，补正名后方理年劳；补正名吏人有限额，“岁以二十人为额”⑥。补正名后，依不同机构之吏，或三年、或四年授勒留官，遇恩泽可缩短为一年便授勒留官；授勒留官后或七年、八年、或五年、六年，则许出官。又有年劳满，“积勤累日”，“大率须及二十余年”出官⑦，则不经授勒留直接出职补外任官。凡吏人出职，免铨试，径注差遣⑧。 其寄禄阶，初授将仕郎(吏人出职初阶，无品)，循至修职郎(从八品)，关升至从政郎(从八品)止。 　5.纳粟买官 北宋景德二年(1005)二月，朝廷堂而皇之下诏“许入谷授官”⑨。自入谷河北边塞一千石授本州助教、文学，至一万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共分十等。输谷路程由远及近，相应增加进纳之数。此后，纳粟买官就成了一种常制。凡纳粟得官者，称“进纳出身人”，享有赎刑、改转至朝官后许免去色役等权利⑩。北宋前期，已将进纳官列入吏部流内铨选格之内，属“三色人”之一种(11)。南宋嘉定六年吏部四选官名籍共38864员，其中纳粟官出身的为940员，占总数2.4%。此比例已不可忽视。相比较，纳粟官素质是最差的。“国家有三岁进士之外，由特科(特奏名)者多昏耄，补(荫补)进者多骄佚，由杂进(吏人出职等杂流)者多舞文，由鬻爵进(进纳)者多贪污。”(12)“纳粟官”又称“进纳官”。 　(二)酬劳制度 　酬劳制度，是宋代官吏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品、阶、章服、爵、勋、功臣、俸禄、休假、谥号等内容，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命官与吏胥相应的政治地位、荣誉、经济待遇及特权的表征。籍此以保证文武官吏安于职守，孜孜以求仕进通达、效忠皇帝与国家。 宋代的酬劳制度，是比较完备而优厚的。 　酬劳制度是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产物。它以官品为基本的标尺，将酬劳制度中的各种范畴之等级划分出来，实际上又是官僚队伍中的权力再分配。 　1.官品 宋代官品制度有前、后两个阶段之不同。 一、北宋前期，依隋、唐、五代九品正从上下三十阶(一至三品止分正、从，四品至九品，每品分正上、下与从上、下)。元丰改制以后，定为九品正从共十八阶(13)。北宋前期，文散官、武散官各二十九阶，除缺正一品阶外，自从一品以下一阶一品，以此决定文、武官员章服。 本官官品及爵基本上依《唐官品令》。五代仅数官有升降。如尚书令在唐代为正二品、五代升为正一品，则宋代亦为正一品①。此外，勋官十二等，自上柱国正二品至武骑尉从七品上，定有官品②。内命妇有视品，自夫人正一品至尚书内省二十四掌正八品(无从品)③。无品者为流外官。今以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上《资治通鉴》时所署官衔为例④: 　朝散大夫、　右谏议大夫、　权御史中丞 　(文散阶从五品下)　(正官阶正四品下)　(差遣) 　充理检使、　上护军、　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 　(兼差遣)　(勋九转视正三品)　(不及三品服紫带“赐”字)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改定新官品，文、武散官阶取消，其十八阶官品主要载体为寄禄官、正官(职事官)，爵、勋、职名、散官亦有品等。无品者为流外官。官品决定章服、官户、流内流外，并关系俸禄行、守、试三等之划分，且以元祐元年副宰相吕大防官衔为例： 　中大夫、　守尚书右丞、　上柱国、 　(寄禄官正五品)　(职事官副相正二品)　(勋十二转正二品) 　汲郡开国侯、　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二百户、 　(爵从三品)　 　赐紫金鱼袋臣吕大防⑤ 　(寄禄官不及四品服紫带“赐”) 　宋代官品表，见下图⑥: 9. 宋代官品变化表 续上表 　2.阶官 宋代阶官十分复杂。 按种类，先后有散官阶、本官阶、寄禄官阶之别；按官种，又有文、武、内侍、伎术官之分。如果忽视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官种，就容易产生官与阶混淆，主与次失序的失误。以《全宋文》卷207《鲁宗道》小传仕历介绍为例： 　“天禧初为右正言，多所论列，真宗书殿壁曰‘鲁直’。迁户部员外郎，直龙图阁。仁宗天圣初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小传所据不出《宋史·鲁宗道传》。 但在有所选择地介绍鲁宗道仕历时，出现了轻重失伦、官阶与差遣未别的毛病。 鲁宗道在任右正言(天禧元年为职事官，属特例)后之次年，则兼太子右谕德(职事官)，同时，本官阶迁为户部员外郎(属中行员外郎)；再次年(天禧三年)，职事官与职名分别升为太子左谕德、直龙图阁。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宗道“迁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还，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①。可见，鲁宗道自任右正言后，所掌职事有太子右、左谕德，侍讲，判吏部流内铨、参知政事(副相)。其余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右谏议大夫为本官阶，直龙图阁、龙图阁直学士为职名。“小传”当不可能一一列举，然作者应把握传主在每任上的职事官(差遣)、本官(阶官)、职(如有职名的话)三个范畴，在有重点地列举某任或若干任时，不能随意地或单列本官阶、或单列职名，却忽略掉真正的职掌。 即如上引《鲁宗道》小传所举“迁户部员外郎，直龙图阁”，显然不伦不类，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出发，宜改为：“迁户部员外郎、兼太子右谕德。次年，迁左谕德、直龙图阁(按：其本官阶为户部员外郎)。”小传最后一任的署衔是正确的：“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为本官阶，“参知政事”为职事官。 只是因省略了由直龙图阁升为龙图阁直学士的仕历，以致传主在任副相时的职名仍模糊不清，并有可能引致读者误解，仿佛鲁宗道任参政时之职名仍为直龙图阁。 这就属于如何选择传主仕历的主次问题了。 　以上所述，无非表明宋代官阶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为治文史与学文史者不可不察。 　(1) 文、武散官阶 文、武散官阶名，皆沿唐之制。 宋文散官阶共二十九阶，自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至将仕郎(从九品下)。 太平兴国元年，避太宗光义之讳，改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为朝奉大夫、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议郎为宣奉郎①。武散官二十九阶，自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至陪戎副尉(从九品下)②。凡文散官阶，遇恩，朝散大夫以上加一阶，郎阶以上京朝官每加五阶，选人加一阶。此外，选人特许服绯、紫者(即阶绯阶紫)，或加阶至大夫，“人以为荣”③。武散官阶不常用。使相丁忧起复授云麾将军；吏胥衣绯者，授游击将军；门荫授千牛备身，则加陪戎副尉以上。武臣诸司使以上。如使阶高者加金紫光禄大夫；大使臣加银青光禄大夫④。散官阶主要意义，在于关系章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⑤。其中，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为宰臣加阶，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奉大夫为执政加阶⑥。 神宗元丰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罢文武散官阶。 蕃官带散官阶依旧⑦。 10.北宋前期(960—1082年)文散官表 11.北宋前期(960—1082年)武散官表 　(2)文臣本官阶 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官”(即正官、本官、唐朝职事官名)起文臣迁转官阶、确定俸禄的作用，所谓“任官者，但常食其俸而已”①。如尚书省诸司郎中(后行、中行、前行郎中)阶，俸禄料钱为三十五千②。北宋前期文臣迁转官阶分京朝官官阶与幕职州县官(选人)官阶两种。京官指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以下，朝官指太子中舍、秘书丞阶以上③。京朝官本官阶自诸寺监主簿至三师，分无出身迁转序列四十二阶，有出身迁转序列三十五阶，此外又有带职与执政、宰相、特旨等区别，如台谏官阶多由特旨迁④。 (见附表8) 　(3) 文臣寄禄官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制定《元丰寄禄格》二十五阶，以阶易本官阶。 文臣京朝官之俸禄、官品(决定章服)等，从此取决于寄禄官。 新定寄禄阶，自承务郎至开府仪同三司共二十五阶，通直郎(第20阶)以上为升朝官(朝官)。元丰改制后去“京官”之名，但称“承务郎以上”，即自寄禄阶第21阶(宣德郎)至第25阶承务郎五等，俗称沿用京官旧名⑤。寄禄官阶比北宋前期本官阶少了十余阶，迁移太速。于是元祐三年(1088)二月六日始分左、右阶，即将寄禄官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各分左、右阶⑥。 　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四日，自朝请大夫至承务郎十四阶分左、右，进士出身人加“左”，余人加“右”，以区别流品。绍圣二年(1095)四月三日，废罢此法，只存朝议、中散、正议、光禄、银青光禄大夫五阶分左、右。徽宗大观二年(1108)三月十五日罢寄禄官分左、右，六月二十七日，左银青光禄大夫去“左”字，右银青光禄大夫改为光禄大夫阶，左光禄大夫改为宣奉大夫，右光禄大夫改为正奉大夫，左正议大夫去“左”字，右正议大夫改为通奉大夫，左中散大夫改称中奉大夫.右中散大夫去“右”字，左朝议大夫去“左”字，右朝议大夫改为奉直大夫①。这样，大观二年新增了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奉直大夫五阶。南宋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二十二日，寄禄官复分左、右，依元祐四年之制(但新增五阶及通议、太中、中大夫三阶均分左、右)。 文臣有出身人带“左”阶，无出身人带“右”阶，赃罪人既不带“左”，又不带“右”。 淳熙元年(1174)三月一日罢分②。 　文臣寄禄官增置及分左、右沿革。 见附表10。 　(4) 文臣选人阶 北宋前期通称幕职州县官。幕职州县官，原系唐以来藩镇所辟幕府职事，时称“假板官”，即未真授王命之官。 宋初既收藩镇控制地方之权，幕职州县官通归吏部铨选，称“流内人”、“选人”，由吏部流内铨掌选。幕职州县官分为四等七阶，近于文臣京朝官之本官阶，形成为选人迁转官阶。选人之制较文臣本官阶更为复杂，或止作阶官，而别有差遣，若以京西路某县令为阶官，而任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差遣；以陕西路某军节度判官为阶官，而任某州州学教授差遣。 或阶官与职事两者合一，如吴充进士及第初授谷熟县主簿(判司簿尉阶，任主簿职事)、范仲淹进士及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判司簿尉阶，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职事)。故南宋史家讥为“丛杂可笑”③。 选人虽属文臣，但位卑人众，非改官为京官，仕途不能通达，永沉下僚，陷于“选海”，仕进无望。 选人改官则需举主荐状，举主五员，其中一员为监司官，荐状亦称“京削”，五状或称“五削”、“五纸”。 五状圆满称“合尖”。 一个地位卑下、朝中又无人的小官，要获得五举主，亦非易事④。 　北宋前期选人四等七阶为：(一)两使职官——(1)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节察判官；(2)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3)京府留守推官，节度、观察推官，军事判官。(二)初等职官——(4)防御、团练推官、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令录——(5)县令、录事参军；(6)试衔知县、知录事参军。(四)判司簿尉——(7)三京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户曹、法曹参军，县主簿、县尉。元丰改制，未及改选人阶官名。直至徽宗朝崇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始改选人七阶官名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⑤。 政和六年十一月，又改通仕郎为从政郎、登仕郎为修职郎、将仕郎为迪功郎，而将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从选人七阶中划出，另辟为奏补未出官人之阶。南宋绍兴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选人七阶分左、右，有出身人带“左”，无出身人带“右”，赃罪人不带“左”、“右”，淳熙元年三月一日罢分⑥。 (见附表11、12) 　(5) 武官阶 宋代武臣寄禄官阶，以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二十五日颁《改武选官名诏》为界，分前期旧名号与后期新官号两个阶段。但不论新旧名号，武阶由高低几个层次组成不变：正任官、遥郡官、横行官、诸司正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以及殿侍以下无品、不系磨勘之杂阶。 政和二年九月改新名之特点在于，把不同层次的武阶，综合成自太尉至承信郎五十二阶(不系磨勘之正任、遥郡与下班祗应以下无品阶未列在五十二阶之内)。南宋绍兴间，作了进一步调整，把诸郎统移置于大夫之下，并增加了无品的武阶进勇副尉、守阙进勇副尉二阶，使杂阶增为八阶；加上有品之五十二阶，总计六十阶⑦。 武阶为武臣与内侍通用。 　正任官。 节度使、观察使(称“两使”)、节度观察留后(政和后改称承宣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为正任官。 正任官不列入常调磨勘，原以待边境立功者，殊不易得，素有“贵品”之称，宗室、大臣、贵官等，特旨得之。正任官与遥郡官相对，俸禄丰厚⑧。 除授正任官时，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系某节度州军额名，如定武军节度使(定州)，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泾州)、奉国军承宣使(明州)。 自观察使至刺史，则止系所除授之州名，如安州观察使(安州为观察州)和州防御使(和州为防御州)、贺州团练使(贺州为团练州)、忠州刺史(忠州为军事州)。 12.正任六阶表 　注：(1)此表据《古今合璧事类·后集》卷六三《节使门》、《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三《改武选官名诏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宋史·尤袤传》制成。 　(2)《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官称》所定“正任”为五阶，不包括节度使：但据《宋史·尤袤传》所载，南宋时人仍称“正任六阶”，包括节度使。 　遥郡官。 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改名承宣使)、观察使、防御史、团练使、刺史五阶各兼领诸司使或横行使(政和二年后改为大夫、郎)者，总称“遥郡官”，与正任官一样，无职事，仅表官阶而已。 遥郡位虽次于正任官，但不失“美官”之称。遥郡官特旨方许落阶官升正任。“落阶官”即落去所带诸司使及横行阶。如“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落阶官，为镇南军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①。此处岳飞“落阶官”，即指在承宣使带中卫大夫阶上(遥郡承宣使)落去中卫大夫，升为正任承宣使。 　横行官。不像诸司使副那样列入武臣磨勘迁转之列而得名，其除授得依特旨。北宋前期横行包括：内客省使、客省使、引进使、四方馆使、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客省副使、引进副使、东上閤门副使、西上閤门副使②。政和二年九月，横行改名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中亮郎、中卫郎、左武郎、右武郎。政和二年十一月，增横行拱卫郎阶(在右武郎之上)。政和六年十一月，增宣正大夫、郎，履正大夫、郎，协忠大夫、郎，翊卫大夫、郎，亲卫大夫、郎十阶。 至此，迄南宋，横行使副共为二十五阶，其中横行大夫十三阶为“要官”。 横行也称“横班”③。 (参见附表13) 13.横行阶官名表 　注：此表据《职官分纪》卷44《横行》、《宋大诏令集》卷163《改武选官名诏》、《宋史·尤袤传》、《宋会要辑稿·职官》56之39等制作。 14.遥郡五阶表 　注：(1)此表据《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官称》、《古今合璧事类·后集》卷六二《武阶》、《宋史·尤袤传》制成。 　(2) 凡遥郡阶，在正式官衔上的表示方式为：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各带横行十三阶或诸司正使八阶中任何一阶者。 如绍兴三年岳飞官衔是“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 即为遥郡承宣使；九月十五日落阶官，不再带“中卫大夫”阶官。 便是正任承宣使了。 　诸司正使、副使。北宋前期诸司正使有东班、西班之分。西班构成了武臣(及内侍官)迁转官阶序列，共五等二十一资；与之相应，副使也构成了五等二十一资。 副使位在正使之下。 其一为皇城(使、副使)；其二为宫苑、左骐骥、右骐骥、内藏库、左藏库(使、副使)；其三为东作坊、西作坊、庄宅、六宅、文思(使、副使)；其四为内园、洛苑、如京、崇仪、西京左藏库(使、副使)；其五为西京作坊、东染院、西染院、礼宾、供备库(使、副使)。诸司正使、副使之迁转，为常调，由磨勘迁转或迁一资、五资，有战功及特旨，一次可迁七资，或由副使对行直升正使。诸使正使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为遥郡。徽宗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改武选官名，诸司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各八阶，共十六阶。 (见附表14、15) 　大使臣。关于大使臣的范围，有五种规定，通常以“内殿崇班、内殿承制为大使臣”①。或以敦武郎(原内殿承制)、修武郎(内殿崇班)、閤门祗候为大使臣②。 而广义则以尚书右选所隶大使臣，即修武郎以上至武功大夫(未改名前之内殿崇班、内殿承制、供备库副使以上至皇城使等)，通称“尚右大使臣”③。 政和间定官称“武功大夫至修武郎、閤门祗候为大使臣”。 内殿承制(敦武郎，光宗朝后改训武郎)磨勘迁转供备库副使(武翼郎)。三班使臣(即小使臣从义郎以下)带閤职(閤门舍人、閤门祗候)磨勘理五年转内殿崇班，閤门祗候转内殿崇班④。政和二年改武选官名，内殿崇班改为修武郎、内殿承制改为敦武郎。关于大使臣不同称法。 (见附表 　16) 　小使臣。即三班小使臣，包括东、西头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借职。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改武选官名，三班小使臣易名为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但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诏书中，将敦武郎、修武郎与进武校尉(三班差使)、进义校尉(三班借差)也包括在“小使臣”之列⑤，此系与诸司正使、副使相对通融而言，“敦武郎”与“修武郎”应属大使臣。进武校尉与进义校尉，在《吏部条法》中则属小使臣⑥。小使臣属三班院，元丰改制后归隶吏部侍郎右选，在吏部四选人数仅次于选人(偶或超过选人数)。如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四月，选人为16512人，小使臣为23700余人。南宋绍熙二年(1191)选人12869人，小使臣11315人⑦。 (见小使臣表) 15.小使臣表 　注：此表据《职官分纪》卷44《小使臣》、《云麓漫钞》4、《宋会要辑稿·职官》56之43、《庆元条法事类》卷4《官称》等制成。 16.未人流武人杂阶表 　注：此表据《宋大诏令集》卷163《改武选官名诏》、《长编》卷245癸亥、卷494辛未，《宋会要辑稿·兵》14之11等制成。 　无品杂阶。武臣无品、不入流杂阶，授予初入仕而未出官之武人。有三班差使、三班借差、殿侍、大将、军将(正名军将、守阙军将)、公据、甲头等。政和二年易以新名，改三班差使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为进义校尉、大将为进武副尉、正名军将为进义副尉、守阙军将为守阙进义副尉，殿侍(在京宗室及外州军祗应之殿侍名不变)，下班祗应(非在京宗室及外州军祗应之殿侍改名)；南宋绍兴五年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甲头为进勇副尉①。 大小使臣、诸司使、副迁转见附表17。 凡武官阶，南宋绍兴间统一厘正，郎一律在大夫之下。 (见附表18) 　(6) 内侍官阶 内侍官阶，在北宋前期，与文武选一样，亦系本官阶，或为内侍两省官，或为官阶任内外差遣。如“入内殿头、高阳关路走马承受公事”(《宋史·宦者·李惟吉》)，殿头则系本官阶，走马承受公事为差遣。东、西头供奉官以下，属内侍低级官阶，相当于文臣选人七阶、武臣小使臣八阶。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定为六等：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②。内侍初补为“小黄门”。又有祗候班祗候殿头、祗候高品、祗候高班内品、祗候内品、贴祗候内品、入内内品等，主要用于失罪叙复之阶③。徽宗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易内侍阶官名，并确定了叙迁之阶十一等：易东头供奉官为供奉官、西头供奉官为左侍禁、殿头为右侍禁、高品为左班殿直、高班为右班殿直，黄门(仍旧)，祗候殿头为祗候侍禁、祗候高品为祗候殿直，祗候高班内品为祗候黄门内品，祗候内品(仍旧)，贴祗候内品(仍旧)①。 以上内侍官阶，于真宗朝以前无磨勘定格，“唯有功乃迁”，或“奏听旨”。仁宗朝以后定入仕十年(嘉祐六年改入仕三十年)磨勘迁转。自内东、西头供奉官迁至内殿崇班(大使臣)，转入武臣阶序列。或特旨升入诸司阶②。如内侍官高为押班以上，则加班官。 班官系内侍高级阶官，它包括：延福宫使(从五品)、景福殿使(从五品)、宣庆使(正六品)、宣政使(正六品)、昭宣使(正六品)。班官非常调，须特旨除授。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改武选官时易延福宫使为正侍大夫、景福殿使为中侍大夫，宣庆使与客省使易为中亮大夫，宣政使与引进使易为中卫大夫，昭宣使与四方馆使易为拱卫大夫③。初，内侍官加阶领刺史至观察留后(则遥郡官)止。然至徽宗政宣间，内侍得除节钺或三公官者。 　钦宗靖康元年，内侍官称仍复神宗朝以前旧称，罢政和间之新名④。 (参见附表19、20、21) 　(7) 伎术官阶 北宋时，自皇城使以下至翰林医官正使、副使为东班诸司使、副使，省称东班。宋初，犹有正官(略有职事)；其后，以检校官为之；更后则成为武臣带阶。 熙宁以后，东班诸司使、副，除皇城使、副以外，翰林以下三十八阶正使、副使，止授予伎术官，成了伎术官阶。诸司正使正七品、副使从七品。东班三十八阶使、副使名称为：翰林、尚食、御厨、军器库、仪鸾、弓箭库、衣库、东绫锦、西绫锦、东八作、西八作、牛羊、香药库、榷易、毡毯、鞍辔库、酒坊、法酒库、翰林医官使、副使⑤。北宋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改定伎术官医职自和安大夫至翰林良医、和安郎至翰林医正共十四阶：和安、成和、成安、成全、保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和安、成和、成安、成全、保和、保安郎，翰林医正。 政和三年三月，立定翰林医效、翰林医痊、翰林医愈、翰林医证、翰林医诊、翰林医候、翰林医学、翰林抵候八阶。至此，立定医职官阶“自和安大夫至翰林祗候共二十二阶”⑥。宣和四年六月定翰林医学以上医官，通理为官户，总称“伎术官”。依宋制，“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⑦地位较文、武官为低，非战功及随龙人不得换武职，医官阶迁至和安大夫止，不得转遥郡刺史以上，即不得过从六品(和安大夫)。 　属于伎术官的，还有天文官。 北宋前期属司天监，元丰改制后属太史局。 17.北宋前期技术官阶表 　注：(1) 此表据《职官分纪》卷44《东西班》、《宋史·职官志》9中华点校本页4031制成。 　(2) 皇城使、副不列入伎术官阶。 18.医职官制总论 　注：此表据《宋大诏令集》卷163《改武选官名诏》之《医职》、《宋会要·职官》22之35《太医院》及《宋会要·职官》36之95《翰林院》制成。 　爵制 爵在上古时期，代表禄位，或与封土相连，或与租税相依。但至唐宋，已变成一种酬劳官员的虚衔，有官品、无俸禄，公侯以下有食邑、食实封，除食实封初每户随月俸给钱25文之外，亦无他给赐①。宋代爵名沿唐五代之制，其等级屡有变化：北宋前期有十二等：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神宗朝定为九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②。哲宗朝《元祐官品令》为十等：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③。 南宋时为十等：王、嗣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④。 所谓爵，不外乎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王(包括嗣王、郡王)只能封皇室、宗室。宋朝稽汉家故事，“非刘氏不王”，异姓无生封王爵者。即如王安石之封“舒王”，岳飞封“鄂王”，都属死后追封。 徽宗朝赐封童贯为“广阳郡王”，则启封异姓为王之先例，嗣后，南宋生封韩世忠为咸安郡王、张浚为清河郡王等，但仍无异姓生封国王之例。 　凡封爵，王、嗣王与国名相连，如秦王廷美，“秦”即“秦国”；“嗣王”，即嗣某国王①。公与国名相连，如益国公周必大。国有大、次、小三等之分。北宋景祐三年(1036)评定三等国名，自赵至唐为大国，自相至凉为次国，自江至润为小国。 其后至南宋又有调整或添入，如凉国由次等国升为大国之等②，带郡名的爵位有郡王、郡公、开国公、开国侯，如“安定郡王”、“天水郡开国公”③、“荥阳郡开国侯”④。开国县公、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诸爵位，皆系县名。“盖五等，伯、子、男用县名，至侯则升郡。 如原系吴兴县开国伯，则合云进封吴兴郡开国侯”⑤。 　封爵对象，皇子、皇兄弟封国为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封嗣王。宗室近亲承袭、特旨封郡王、国公、郡公等。文武臣僚，北宋前期，文臣少卿监以上、武臣诸司副使、宗室率府副率以上有封爵。元丰新制，侍从官以上始得开国之封爵，卿监以下不许⑥。 位至宰相直封国公。 　授爵同时授食邑，并以增户数为等。丞郎、翰林学士、刺史、大将军以上封爵有食实封。加食邑自二百户为起点，三百户、四百户、五百户、七百户至一千户止，共六等(即每加一次食邑，最高幅度不得过一千户)。 授食邑三百户则始封开国男，五百户以上封开国子，七百户以上封开国伯，一千户以上封开国侯，二千户以上封开国公(郡公、县公)⑦。封爵至开国侯，不再晋升爵级，而听恩旨或因功加赏食邑、食实封，当食邑累增至二千户，则许封开国公，食邑过万户则进爵国公，宰相直封国公。按《司封格》常制，大臣封爵至国公封顶。生封文武臣僚郡王之类已属“滥赏”。凡食邑皆虚封。至于食实封，南宋理宗朝以前有俸给，则每食实封一户，随月俸增给二十五文钱。加食实封，自一百户至六百户分六等(则一次最多加六百户)。待制以上加食实封一百户、食邑三百户，直学士以上加食实封二百户、食邑五百户，降麻官加食实封三百户、食邑七百户，宰相每加食实封四百户、食邑千户。宋制，凡加食邑一千五百户以上，始加食实封。特旨、特例除外⑧。如岳飞初封爵加食邑，则属“特封”，“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⑨。南宋时，执政官加食邑至一千二百户，则加食实封。如淳熙七年(1180)，管城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周必大升为参知政事，则“进封荥阳郡开国侯，加食邑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⑩。 (见附表22、23、24) 　勋 作为酬赏勤劳之秩阶——勋，源于北朝西魏之柱国。唐初定勋级十二转：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11)。五代授勋颇滥，初叙勋即授柱国。北宋沿袭唐之勋级，而叙授之制自有制度。北宋淳化元年(990)正月十九日，定文臣京官、幕职州县官始授武骑尉，朝官始授骑都尉，然后历阶而升；此年以后不许用勋赎刑。 武臣三班小使臣、军员、吏职自武骑尉，内殿崇班以上初授骑都尉。二府、武臣正任官以上，骑都尉以上遇恩双转(12)。宗室加勋自武骑尉始。神宗元丰三年九月，定臣僚经恩加勋至上柱国，待制以上许加食实封；三司副使、知杂侍御史以上勋转至上柱国许加食邑。元丰六年十二月，文武升朝官(通直郎、修武郎以上)初授依宗室法，自勋级最低一转——武骑尉始。徽宗政和三年(1113)二月八日罢文臣带勋，十九日罢武臣带勋。仅存蕃官、蕃兵或授之。南宋后期，唯安南等国加上柱国、南丹州加武骑尉。 　勋，通常止为虚衔，既无职事，又无俸钱。南宋初宋金战争时，曾拟置“带勋钱”，以刺激官兵立功，未行(13)。 19.勋转表 　注：本表据《宋会要·职官》10之18《勋官》、《十朝纲要》卷17、《长编》卷31丙申、《宋史·职官志》9《勋》等制成。 　功臣 赐名“功臣”之号，作为对文武臣僚赴难效忠的嘉奖，始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 至唐僖宗、昭宗时，功臣号成了将相例加美名①。宋代沿唐制，宰相、枢密使初拜，必赐功臣号。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遇恩赐之。刺史以上正任官，勋高者或得赐功臣号。此外，皇子、皇亲及禁军诸班直将校或加赐。宰相初加六字，续加二字；禁军诸班将校初加二字，续加改名而已，不过二字。 功臣号分三类，二府大臣为“推忠”、“协谋”、“同德”等一类，皇子、外臣、文武臣僚为“推诚”、“保德”、“翊戴”等一类②，禁军将校为“拱卫”、“翊卫”等一类。例如宰相名号： 　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吕夷简③。 　又如皇亲加功臣号： 　推诚协恭保顺同德崇仁宣忠亮节守正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行雍州牧、兼兴元牧、上柱国、楚王、食邑二万二千五百户、食实封八千二百户、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元佐④。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十一月罢文武臣带功臣号。 南宋绍兴元年四月复功臣号，“应能决胜强敌，恢复境土，并降制特赐。”此举但为适应抗金斗争之需，宠赐大将，如赏淮阳之捷，赐京东、淮南东路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以“扬武翊运”功臣号。 功臣纯系美名，但享有载入国史之殊荣⑤。 20.功臣号表 　注：此表据《职官分纪》卷49《功臣》、《宋史·职官志》9《功臣》，《却扫编》卷中、《宋会要·礼》59之21至26等制成。 　俸禄之制 宋代俸禄制度繁杂，变化较多。它是职官制度中重要内容，更是酬劳制度的核心部分。从横向考察，宋代禄制包括俸禄的名色、等级、支付方式等；从纵向考察，主要是了解宋代禄制的沿革变迁及与前朝比较有何特点。 　① 宋代俸禄制度的分期 按两宋禄制的变迁情况，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a.北宋前期，以本官为主的四十一等禄制的确立。宋初俸禄，沿袭五代之制。“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经冻馁，然艰窘甚矣。”唯其如此，“责以廉隅，斯亦难矣”①。宋太祖思有所改革，遂下省官益俸诏，“自是以来，禄秩每从优厚”②。于是乾德四年(966)，有州县官《复置俸户诏》、开宝四年(971)有《幕职官置俸户诏》，将州县幕职官月俸分摊给俸户，每一贯俸钱，由二俸户逐月各输500文，以此类推，从而保证亲民官之禄足以代耕，“既责其清节，宜示以优厚”③。 太宗继续执行“益俸”政策，取消文武官折支俸钱扣除20%的比例，以100%“实价”支付；幕职州县官月俸由三分之二折色改为现钱与折色对半；京官三十个月满任后继续给俸；致仕官始给半俸等等④。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制定内侍官月俸，自黄门一贯半至东西头供奉官七贯半五等。五年，制定文武职官月俸自三师三公120贯至侍禁4贯22等⑤。大中祥符定百官俸，是一次全国性的增加俸料钱，如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各增20贯，三司使、御史大夫、六尚书、御史中丞、两省侍郎、太常、宗正卿、内客省使、诸卫上将军各增10贯，朝官、诸司使、副各增3千，京官、大使臣各增2千，横班诸司各增5千，小使臣增1500文或1千⑥。 至宋仁宗，即将历朝尤其是乾兴以来增奉“更革”固定下来，编著《嘉祐禄令》，确定了自节度使400千、宰相300千至岳渎庙令10千、郢州内品0.3千共41等的禄制⑦。嘉祐二年(1057)十月一日，由三司使张方平等新编《嘉祐禄令》颁行⑧，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禄制史上的重要转折，它正式地完成了由唐以前按官品定俸禄向按本官定俸禄的转变，俸禄并确定以现钱为核心、辅以衣物、禄粟等实物及职田的新型支付方式。如节度使月俸料钱400千，月给禄粟150石、元随衣粮50人、岁给盐7石。宰相、枢密使月俸：料钱300千，衣赐春、冬服绫各20匹、绢各30匹，冬绵100两；月给禄粟各100石，随身衣粮70人，薪1200束；岁给炭，自二月至九月月给100秤，自十月至来年正月月给200秤；盐7石；月给纸，并供给马料等。 不满三千户县县令月俸料钱10千，无衣物，禄粟月给三石，职田四顷①。 　b.元丰新禄制为中心的第二时期。 宋代禄制，发展到神宗元丰三年九月十六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史称《元丰寄禄格》②，改依本官定禄为依寄禄官定禄(武臣至政和改名)，同时新创职事官职钱(在京)，与外任官职田并存。 这样，就形成了以寄禄官请给为本俸(基本俸料)、职钱为辅的双轨俸给制；职事官职钱分“行”、“守”、“试”三等，以寄禄官官品高下为准，凡寄禄官比职事官高一品以上，为“行”；同品，不带“行、守、试”，职钱与“行”同等；低一品者为“守”；低二品以下为“试”③。 如苏辙“朝奉郎、试户部侍郎”④，朝奉郎为正七品，户部侍郎为从三品，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二品以下，故职事官户部侍郎之前加“试”，支“试户部侍郎”职钱45千(按：行户部侍郎55千、守户部侍郎50千)；同时，苏辙又支寄禄官朝奉郎请受：月料钱30千，衣赐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 《元丰寄禄格》所定禄阶自开府仪同三司(使相)至承务郎为24阶⑤。元祐三年，正任官分大郡、次郡，初除次郡，减俸四分之一；节度使减俸5万(50贯)。元祐四年(1089)罢寄职钱分“行、守、试”三等，一律以“守”等支取。对俸禄略行缩减。然过了六年，至绍圣二年(1095)六月，朝论以为元祐“俸禄减损不多，有亏朝廷优异〔士大夫〕之礼”，又恢复元丰新禄制⑥。徽宗朝遵元丰禄制，但新创贴职钱，即内外官凡带直阁以上至学士职名者，一律另给贴职钱(旧有添支，为数不多)，大幅度地提高有学术地位文臣的俸禄，以缩小学士与节度使等武臣正任官高俸禄的差距，贴职钱自观文殿大学士100贯至直龙图阁10贯，分9等；另给在京供职米麦，自大学士至待制50石至25石共四等。大观二年(1108)五月十三日施行，至宣和三年(1121)六月十一日罢，仍复元丰给添支钱(自30贯至10贯三等、米面8石、5石两等)⑦。 徽宗崇宁间，权臣蔡京当政，于寄禄官、职钱之外，又增供给、食料等钱，“视元丰制禄之法增倍矣”⑧。 政和间，武选官、选人阶改名为寄禄官。 　c.南宋俸禄之制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禄制，以寄禄官为本俸、辅以职事官寄职钱的元丰禄制不变，参用《嘉祐禄令》、政和之武选官、选人改名，“少所增损”。 唯建炎初曾权减三分之一，孝宗隆兴、宁宗开禧用兵，百官“自陈损半”，皆因用兵权宜之计。绍兴九年正月，颁布施行重加修订的《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南宋于寄禄本俸、职事官寄职钱外，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食、厨食钱，书局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无职田者有茶汤钱等，名目颇多⑨。 　宋初，“天下吏人素无常禄，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⑩。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二十七日，立定《仓法》，设重法以杜绝吏人请托受贿之弊，自政府百司以至诸州胥吏，“皆赋以禄”(11)。 元丰八年八月，定吏人兼局，除照付本职请给之外，兼局虽多，止许给一处兼职添给钱。 南宋州县吏无禄(12)。 　② 宋代俸禄的分类 最基本，可划分为请受、添给两大类。请受，又称请给、本俸，包括料钱、衣粮。北宋前期，由本官决定；元丰改制以后，由寄禄官决定。添给，其名色不一，有添支(增给)、职钱、贴职钱、折食钱、茶汤钱、雪寒钱、元随傔人衣粮与餐钱、厨食钱、薪、菜、盐、炭、纸、马料、驿券，茶酒、厨料、公使钱，等等，按地位高下、职务之不同，随时而定、随分而给，总称“添给”，即本俸之外补贴。 添给中，重头有公用钱、职田、给券(驿券、仓券、馆券，途中补贴吃、住)，元丰新制后之职钱、贴职钱等。公用钱等差悬殊，节度使兼使相月给公用钱高达2万贯；正任官自节度使至刺史，1万贯至500贯不等。亦有不给者。文武升朝官知州、各路监司、帅司及边地要塞带兵官，也是给公用钱，可供长吏或统兵长官自行支配，如用于犒设往来官员酒食之费。 或“随月给受，如禄奉焉”，或岁给。 京师刑法及烦剧官司也给公用钱，供本司官吏“充公用钱”。 南宋建炎二年三月七日，定诸路帅臣供给每月不得过250贯，提举茶盐公事、知州、通判不得过150贯。 如违制搞非法贸易，以“坐赃论”①。职田，主要授给外任之地方官。如庆历中，限定职田数，自都督州知州20顷至不满五千户县令2顷，各有等差②。元丰改制后职事官有职钱，或称“寄职钱”，此为准本俸，属职事官大宗收入，分行、守、试三等。如翰林学士，除月支寄禄官请受(料钱、衣粮)外，职钱50贯，杂项添支尚有每日支酒5升。 宰相、枢密使添支更多，有随身衣粮钱、马料钱，薪、炭、盐、纸等日常生活用品，十分优厚。至于撰修《册府元龟》每月补添30贯，大理寺卿添支食钱15贯、大理寺监门官给茶汤钱7贯等等，随时而给，不胜枚举③。 　③ 俸料支付的方式 宋代俸禄，无论请受或添支，均以货币(现钱，即铜、铁钱)为主。请受(本俸)中有衣赐系给绢、绫、罗、丝绵，禄粟给米、麦，按春、冬季发给。职田，北宋时多收租，南宋时，多折合成钱或米斛，由逐路于月俸外拨给④。 月支料钱，因铜钱紧缺，往往按一定比例折支实物，或以三分之二支现钱、三分之一折色它物，或以三分之二折支实物，三分之一支现钱。因此全支现钱，被看作是优待。如景德三年五月，诏国子监学官料钱全支现钱，作为朝廷重视办学的一个姿态⑤。 　月俸的支付手续，通常由粮料院依法式批给文武百官请给券历(月俸簿)，写明某官员合得料钱、职钱或贴职钱、厨食钱、折食钱、酒、茶汤钱等名色与数目，然后交由诸司专勾司(南宋称审计司)依禄令法式审核项目、数目，如有不当，即行纠正。 经审计司勘验之券历须关会太府寺后交给官员，官员即持此券历于规定请领时间(一般在月初)赴指定仓库领取。如遇郊祀大礼赏赐，则先发券历、支领，后审验。至于州县，由所在州府粮料院批勘，而判勾(审计)则委州、府通判施行，通判审验粮料院批历无违法妄支官物及其它出入差错之后，方许官吏凭请券历支取月俸⑥。 　分司官、致仕官、贬降官团练副使，并支半俸⑦。祠禄官依资序降二等支⑧。南宋时又有“借减”、“真俸”等不同支付方式。所谓“借减”，即非全支，如正任官，在孝宗朝，非特旨，“多是借减”，按禄格，节度使月钱400贯，却只支200贯；米150石，只支20石。若“特给全俸(全支)”，只是于借减中不复减少。除非“特与全支本色真俸”，“特与全支本色”，方能如格支付⑨。 　官吏请长假，至一百天，则停俸。任满即“住给俸料”。 俸禄许“借支”(预支)，发放时扣除⑩。 　④ 宋代俸禄制度的特点 宋代禄制，较为完备周密，并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其一，改唐朝由官品决定俸禄为寄禄官(北宋前期为本官)决定俸禄。 唐朝贞观俸令、开元禄令，均依品定禄米、俸料，如一品官禄米700石，俸料8千、食料1800文、杂用1200文、防阁15千，通计共26千。此即唐人所谓“国家依品制俸，一品月俸三十千，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之由来(11)。 宋代官“不计资品，任官者但常食其俸而已”、“官以寓禄秩、叙位著”(12)，北宋仁宗《嘉祐禄令》41等，即依本官制定禄等。 及元丰改制，寄禄官决定请给(料钱、衣赐)、职事官决定职钱，官品只起衡量两者高下等差作用。 　其二，宋代皇帝所定优待士大夫的国策，体现在禄制上，就是采取“益俸”政策，俸禄给赐优厚。 自宋太祖降省官益俸之诏，定添支之制，太宗增食俸之给，咸平定职田之制，嘉祐定禄令之格，都是围绕着“夫厚禄食者，盖欲耸其廉节”，即禄丰以养廉，以减少唐末五代以来官吏刻剥百姓而加剧社会矛盾这个宗旨。 统治者在《幕职官置俸户诏》中，直言不讳地说：“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蠢耗下民，由兹而作矣。”①《嘉祐禄令》所定本官请给之外，又有差遣增给，其俸禄收入明显比前代优厚②。 至于元丰改制后的新禄制，又“视嘉祐禄制为优。至崇宁间，蔡京秉政，贪鄙者在位，于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之外，复增供给食料。既请仆射之俸，又请司空之俸，其余侍从钱米皆支本色，执政皆然。其视元丰制禄又增矣”③。南渡以后，用兵之际，或减俸禄之数，但皆属权宜，为时甚短。南宋史家说：“中兴百年，虽非复升平之旧入，然国朝之待臣甚厚、养吏甚优，此士大夫一命以上，皆乐于为用，盖有以养其身而固其心也”④。 或谓南宋宁宗朝时，俸禄已“七八倍于”北宋⑤。虽然，其间不能不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但从总体分析，两宋俸禄呈现出益俸、优厚的总趋势，是无可置疑的。清朝史家赵翼在纵览历朝禄制之后，特别指出宋制禄之厚：“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捐国者，唯宋末独多。”⑥ 　其三，俸禄高低差距悬殊。以《嘉祐禄令》41等为例，最高等节度使，料钱400千，最低等内侍郢、唐、复州内品0.3千，其余且不计，仅料钱则已相差133倍！官与吏差别更为悬殊。地方长吏除本俸、职钱等之外，尚有公用钱。而吏人“壉给不均”，州县吏“无常俸”，还得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游之开支，备办县令、县官日用灯烛、薪柴之具，及生日送礼。备受痛楚。只有“蚕食百姓而已”。因此，宋代稍有资产之人，宁为百姓、不肯为吏⑦。 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贵以凌贱的森严等级制。 　其四，特殊优宠宗室。宋代对宗室干政严以防范，然在物质待遇上，却十分优宠，大大超过文、武百官的俸禄数。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皇侄以下要求出任地方官，真宗不许，宁可增俸，从初授阶官俸30千增至50千，再增至70千。相比之下，文臣初入仕为初等幕职官，料钱止7千，高下差10倍⑧。宗室虽不掌事，然襁褓中或幼冲之年，即授予环卫官、遥郡、正任官之类，凡皇子出阁(18岁)即封王。环卫、正任官之俸禄均已高。而皇子又另有特殊规定，如环卫上将军，料钱60贯，皇子充诸卫上将军即为200千⑨。 俸禄之外，宗室之公使钱，更是耗以巨资。如亲王岁给公使钱，高达5万贯，少亦给5千贯、6千贯。郡王初阶，公使钱2千贯。此外还有添支钱，多者3千贯。宗室俸禄开支，占据了京师文官、武官、宗室三位中之第二位。以熙宁元年统计，京师百官月俸4万余贯、宗室7万余贯、诸军11万贯(以上均不含公使钱)。 可见宗室俸禄之优宠，何止数倍于文武百官？⑩ (见附表27) 　(三)磨勘考课制度 　宋代文武官员通过各种途径入仕之后，其在仕途中之进退升降、荣衰沉浮，主要取决于有司的差注除授、磨勘考课管理制度。 　立国之初，沿五代旧制，三年一郊肆赦，文武官例得迁转官秩，任内未满二载者，散官加五阶，或得勋、爵、食邑，无数年磨勘之法①。 　太宗淳化三年，始置磨勘京朝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自是考绩之司，各有条制矣”②。 次年，言者以“磨勘之名，非典训”，磨勘京朝官院改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改为考课院(后并归流内铨)③。凡中外之任，均发给印纸、历子，用以登记考任内政绩、过失与举主姓名，不得遗漏，候任满赴所隶铨曹(或审官院、流内铨之类)磨勘，定其考等而升、黜④。 　至真宗咸平四年(1011)四月，“罢郊恩迁官，行磨勘京朝官法”。 具有宋代特色的官员“考绩法”——磨勘法确立⑤。磨勘法，系选人磨勘改官、文武官磨勘迁秩的制度，主要决定官员的寄禄官等级(直接与俸禄、位遇挂钩)。 磨勘法，既承继了唐、五代稽核官员任内功过的传统考课形式，又有侧重于按规定年限审查资历为主的新型考课方式。所谓“率以法计其历任岁月、功过而序迁之”。事实上，磨勘中最起作用的已不是治绩，而是资历，范仲淹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⑥ 　磨勘，意味着有升迁的机会。因此，何种官应磨勘之格、历多少年磨勘一次，均有条令规定。如内侍官、技术官、未改官前之选人、吏胥均无磨勘法。 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月，始定内侍官入仕三十年后理磨勘的定格。 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始诏“翰林医官使、副使，有五年一磨勘”⑦。 此外，高级官阶无磨勘法，如横行官、正任官；而文臣京官磨勘至前行郎中、待制以上磨勘至左、右谏议大夫止；元丰新制文臣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均须听旨除授，等等⑧。 　磨勘应格之文武官，并有年限规定。真宗咸平五年立磨勘法，文臣京朝官任及五年、武臣七年无赃私罪听磨勘。景德四年(1007)后，定京朝官三年、武臣五年一磨勘。治平三年(1066)九月，文臣京朝官改四岁一磨勘。武臣皇城使以上七年理磨勘。使臣五年一磨勘未变。并立定止法：京官四年磨勘、迁至前行郎中阶止，待制以上侍从官六年，迁至谏议大夫阶止⑨。 选人磨勘年限，于大中祥符三年正月立定“须三任六考”。 南宋绍兴四年，统一用新改定的文武选官名作了规定：文臣京官承务郎以上四年磨勘，转至奉直、朝议、中散大夫止，朝议、奉直大夫及特恩人以八十员为额；中奉大夫(绍兴八年添入中大夫)者七年，通议大夫止。武臣大使臣修武郎(朝官)至武德大夫五年，武功大夫七年，转遥郡刺史以后十年，至遥郡防御使止。 纳粟官磨勘至从义郎(其上之阶为修武郎)止，吏人出官磨勘至训武郎(其下之阶为修武郎)，三省人吏转至朝请大夫止，内侍官至武功郎止，医官至和安大夫止，太史局官至春官大夫止，横行官非战功不得除授⑩。 　主持磨勘的机构不一，文臣京朝官的磨勘由审官院(熙宁时改为审官东院)，幕职州县官磨勘改官由流内铨，武臣小使臣归三班院，大使臣以上归枢密院(熙宁后归审官西院)。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审官东院改为吏部尚书左选、流内铨改吏部侍郎左选、审官西院改为吏部尚书右选，三班院改为侍郎右选。磨勘法，“率以法计其岁月、功过”(11)。磨勘“岁月、功过”，主要通过磨勘应格官员的解由、批书印纸、家状、未经磨勘所授告敕宣札等文书有无漏落、是否合法式，经勘验，“有文字未到未圆之人，行下取索”(12)。磨勘以上文书，重点在审核磨勘资格(考任数、系何官阶等)、批书印纸所反映的治绩、举主(主要是选人改官举主)数与条件能否收使，如上述事节已圆，即许放行，以待引见皇帝临轩黜陟。 仁宗嘉祐之后，京朝官磨勘迁转概不引见，选人磨勘改官仍需引见。神宗元丰时，五日一引，每甲(批)三人，每年经引见改官不过140人①。皇帝一一接见来自下层待改官的选人，重视士人平进之路的公平竞争，抑制达官贵人子弟的攀援请托、升擢孤寒清俊之士，是值得称道的。 　宋代磨勘考课制度，重资历而不重门阀、重岁月而不重才能，以勘验官员簿籍档案与举主保明作为主要考核手段，在防范任人唯亲、门阀政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以资格压抑人才，勘簿吏胥“得以司升沉之权”，也留下了无法克服的弊病②。 　至于不入磨勘之列的高官，皆须听旨除授，或因功赏，或拜宰执大臣，亦有成例。 如改官制之前，拜宰相、枢密使，不经磨勘，其寄禄官即迁为六部侍郎(在左、右谏大夫之上)，同知枢密院、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必迁左、右谏议大夫，三司使必迁给事中(在谏议大夫之上)，权御史中丞迁左、右谏大夫。元丰改制后，拜相则除太中大夫(旧左、右谏议大夫)、执政官则除寄禄官中大夫(旧秘书监)。 政和后，拜相时寄禄官有径迁特进者③。 　(四)注授差遣制度 　任官，除授官职，本是一回事。可是到了宋代，官为寄禄官，职为职名，注授差遣方有职守。秦汉以来的“任官”之本义——除授职事官，已不复存在，遂出现了“注授差遣”这一新的术语。 直至神宗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官与职事吻合，有职事之官称“职事官”，但差遣之名沿用不废，除授职事官或称“注官”、“注差遣”、“差注”、“选注”④。 　差注方式 主要有三：一、皇帝直接降旨，如“台官必由中旨”⑤；二、堂除(包括宣授)，即径由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三省)除授者，及枢密院专差员阙(职事官自左、右金吾街仗司以上)宣授者；三、铨选，即北宋前期之铨曹四选(审官东院、审官西院、流内铨、三班院)，元丰改制后之吏部四选(尚书左、右选，侍郎左、右选)。堂除以待“不次之举”，铨选以待“平进之士”⑥。至于立皇太子、皇后，除拜宰相官、任命御史台官等，必出自皇帝亲擢，旨在大权独揽，不言而喻。 此外还有帅府辟署的辟差(版授、借补)，依朝旨、条制规定的高级官员荐举，边远转运司的定差等。 　凡堂除、铨选，皆有定员，称“员阙”或“官额”，即编制。属堂除的编制，为堂除阙、堂阙；属铨司铨选注授者为“选阙”，元丰改制后多称“部阙”。辟差有“辟阙”、荐举有“荐举阙”、定差有“定差阙”，此三阙通称“注阙”。嘉泰三年八月尚书都省批下吏部文书称：“其转运司定差，自不当用部阙、堂阙、辟阙外。 所有在外指射人，即不许令陈乞定差阙。”⑦ 　差注程序 首先，须取得“应选官”资格。凡科举及第者，经关试合格后，不论年纪，即可注官。非登科及特旨除授，年龄二十五岁方始注官，且荫补人须经铨试(武臣称拍试)合格，否则，“永不预选”。纳粟官，摄官六考、有幕职官或县令保举者，听选注⑧。 以上属初注官。 已注官之文武臣，“堂除官皆二年而代，谓之成资；文臣、选人、武臣吏部差者，皆三年而代，谓之年满”⑨。即成资二年、满任三年须代还赴阙应注。其次，凡任满应选注官，即赴阙参选或参堂(定差由转运司、辟差由帅府不在此列)。 参选、或参部，以待平进之士，员阙最众。凡参选人，由铨曹铨量应注人之考任、历任、举主、有无赃私罪、有无疾病等，合格者，分赴四选集注。 集注，一年举行四次，每次放在逐季的孟月。是月十五日之前，应注官必须抵达京师。十天之内集注完毕。集注前，公布阙榜(内外窠阙)，供四选参部人依据自己的资序拟报注阙。集注时，集注官坐于庭，面对排列在庭下的应选官，由侍郎或郎中唱名问愿注处，根据应注官的回答，诸注官亲批“就”与“不就”。批“就”者，即判成。判成后二日之内(如一次判成三十人，延长一天；假日不计在内)，即拟定注阙，交长官审量注所拟阙，郎官销注阙榜，同时公布拟榜——应注人已注授之阙，作为集注的结果揭晓。 尚剩下未拟注之窠阙，重新公布，称“非次阙”，于初出拟榜日之后五天内，由唱名时未就注者继续选择。集注十天结束。集注期间未判成注阙者，仍为“待次”，节录历任，排定先后名次、登记在册，候下次集注注阙。选人依名次等候磨勘引见改官亦称“待次”①。已判成注阙即可除授赴任者，称“填见阙”或“替某官”②。 经集注已拟注阙，因现任官未满任离阙，仍须待以时日者，为“待阙”。 宋代官冗，员多阙少，“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③。 “士大夫守一阙，有至七、八年者”④。 　除授次序 注拟差遣(职事官)，得依资叙，所谓“依合入资叙注拟”⑤。 资序包括实历职事(差遣)、考任、出身、品阶等诸项，而以实历职任为核心，构成一种备注拟差遣的资格。 如选人改官后，经两任关升通判，通判两任关升知州，知州两任即理提刑资序(不必实历提点刑狱公事，但等同于提刑资序)。若资序不及，隔二等而授，称“权发遣”；降一等而授称“权知”。以除授知州为例，依资序，需历通判二任后关升知州，今止以一任通判差注知州，必带“权知”，属降一等资序而授；或以知县资序降二等而授知州，必带“权发遣知某州军州事”⑥。 资序相同，有举主者优先差注：“凡遇有阙，先差有举主者，如资任不及，即差权知；其次方差资序合入之人。”立有军功人，亦获优先差注：“《选格》中有以多举主、有军功者为上。”⑦这是对“一以资格用之”的依资叙注拟差遣制度的补充，应该说，是有利于擢用有贡献、有才能的新进之士的。 但这一条补充，无论如何冲不破笼罩着两宋三百余年讲资格、论辈分的用人制度。哲宗元祐初(1086)，刚继位的哲宗赵煦才十一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特别重视任官用人之法，元祐二年夏，询问大臣有关官职除授次序。宰相文彦博遂于八月四日奏上《自来除授职官次序》一本，概述了宋初以来形成的依资序除授差遣(内含特旨、有举荐而出常调差遣)的格局，于了解宋代差遣除授制度十分重要，特转引如下： 　吏部选人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主(知)州、军。 自此以上叙升，今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省府推判官，今谓之“出常调”。 　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发运使；发运使任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转运使〕次三路，任满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发运使；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路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以上三等路分转运使、副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按：即三司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以至三司副使。 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转运使、副、省府判官，或逐急籍才，差知大藩镇者，其归亦多任三司副使或直除修撰、待制者。 　三司副使岁满即除待制；有本官是前行郎中、少卿，或除谏议大夫者；有资浅而除集贤殿修撰、充都发运使，后亦除待制。 　三院御史，旧制多是两任通判以上举充，岁满多差充省府判官或诸路转运副使；累迁至三路，岁满充三司副使；又岁满，除待制。 御史，或言事称职、公论所推，即非次拔擢，系自特恩。 　正言、司谏自来迁擢无定制，或带馆职、文行著闻，或议论职(识)体、方正敢言，朝廷所知，临时不次擢用，本无常法。 　三馆职事本育才待用之地，例当在馆久任。其间资地、人品素高者，除修起居注(即今起居郎、舍人)，遇知制诰有阙，即试补〔之〕(即今中书舍人)。 　以上并旧制甄别资品、履历，次第除注之法，与今来官制或小异而大同。更乞与三省参详进呈①。 　(五)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是关系官僚队伍不断更新、统治集团内部稳定的重要制度，构成了历代官吏管理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致仕制度健全与完整程度，是检验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可以说，宋代的致仕制度较为健全与完整，是与宋代整个国家行政管理制度较为成熟、周密相适应的。 　宋代致仕分二类，一为陈乞致仕，即到“引年”(致仕之年)，自动请求致仕；一为特令致仕，即已到致仕之年，恋栈不退，强令致仕②。宋初，已遵行华夏“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古礼。建隆三年(962)八月，大理寺卿剧可久“年过七十，无请老之意”，特诏转光禄卿致仕。太宗雍熙二年(985)，武将王彦超请老，对人说：“吾闻朝廷之制七十致仕，吾今六十九矣，当自知止足之分。”③可是，太祖、太宗二朝，正系用人之际，七十致仕尚未严格执行。 因此，吴虔裕就敢于宣称：“我纵僵仆殿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便致仕。”一时传为笑话④。 真宗咸平(1002)五月一日，立定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 患疾病、负赃犯者，许随时求致仕⑤。 皇祐三年(1051)七月、十二月分别降诏，除待制以上侍从官外，其余文武官年七十而不自陈致仕，许弹劾，并规定“更不许考绩”，则不入磨勘与升迁之列⑥。 神宗即位后，严格执行七十致仕之制，及引年而不陈请致仕，“特令致仕”⑦。 　致仕官待遇 宋代皇帝待士大夫不薄，此在致仕官的待遇上也得到反映。 首先，“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子孙”⑧。此转一官，为转寄禄官，与致仕后俸料密切相关。更可观的是，自熙宁三年十二月之后，凡带职名之高级文武官许带职名致仕(双份致仕俸禄)、转一官。已致仕官，或特旨，或大礼恩，犹有转官、赠官机会。凡致仕官皆给半俸，即依致仕时所转官阶给半俸，如带职名致仕，即“就全给”。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规定，文臣承务郎(从九品)及武官小使臣(从九品)以上致仕官尝获战功迁官者，给全俸⑨。此外，仁宗景祐三年(1036)六月十九日定，大两省、大卿监、东西閤门使以上近班致仕，按分司官例，每年寒食节，各赐羊二口、米一石、麦一石、酒二瓶。 并令所在州县知州或知县“岁时存问”⑩，即每逢年节，表示慰问致仕官，按官品高下，享有荫补恩泽。 如升朝官致仕，父曾仕而健在者，遇庆恩授致仕官；未曾仕者，文官之父授大理评事，武官之父授太子率府副率；再经恩累加官，但不给俸禄。 仁宗朝定员外郎以上致仕官，荫补子一人试秘书省校书郎，太常、秘书、宗正丞以上荫补子一人为太庙斋郎(11)。元祐四年(1089)八月，对致仕官不愿转官者，许推恩荫子：文臣中大夫(正五品)至朝奉郎(正七品)及武臣诸司使(正七品)本宗有服亲一人；横行诸司副使(从七品)，及有身自荫补人、及内殿承制、崇班(正八品)、閤门祗候(从八品)理亲民资序人，并承议郎(从七品)、奉议郎(正八品)，许陈乞有服亲一人(12)。 未致仕而病危，虽年未及七十，太中大夫以下，许陈乞守本官(即不转官)致仕，续奏身亡，则有荫补恩泽，太中大夫(从四品)以上高官，加遗表恩泽。 侍从官(从四品以上)致仕、遗表恩泽荫补三人、六部尚书(从二品)致仕、遗表恩泽荫补四人。 　特令致仕官待遇稍异。凡年至七十而不自陈致仕者，不系磨勘、不许考绩转官。并令御史台、转运司“勘会岁数以闻，特与致仕。”南宋隆兴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诏，特令致仕者，“更不奏子”，即不得荫补恩泽①。 　朝廷对引年自陈致仕，则予以嘉奖。特别是待制以上侍从官，“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则优加恩礼”②。庶官鲍彪年及七十、精力不衰仍依条陈乞致仕，朝廷以其“清节可嘉”，特加旌赏，额外“与转一官，仍赐章服”③。中奉大夫、试吏部尚书张焘(1091—1165年)，秦桧擅权时受压制，“卧家凡十有三年”，秦桧死后起知建康府。朝廷正欲大用，焘以已年及七十、体弱多病坚请致仕。绍兴三十年(1160)，由端明殿学士迁资政殿学士致仕，带职致仕同时又命转一官，“与支真俸”，恩礼有加，嘉其不恋仕禄、操守高尚④。 　宋代士大夫颇尚清节操守。执政赵概以太子少师致仕后，以读书著文、忠君爱国为事，集古今谏诤故事为《谏林》一百二十卷，奏上。 知苏州孙冕，甫及引年，大写一首诗于州治厅壁： 　　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 　莫待朝廷差致仕⑤，早谋泉石养闲身； 　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 　寄语姑苏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 　题毕，拂衣归九华山。 朝廷高其风节，许再任，孙冕辞不再奉诏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