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女曹娥碑

 有关孝女曹娥的传说，早在《后汉书·列女传》中就记载。曹娥的父亲被水淹死，曹娥闻讯，在其父被淹处岸边哀思悲泣旬有七日，而后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当时世风崇尚儒教，推行孝道，故树碑立传以表彰孝女曹娥。碑文由汉度尚所撰。
 孝女曹娥的原碑早已佚失，但另有王羲之 (或谓晋贤)书写的碑文，曾被刻成法帖。
 孝女曹娥碑》墨迹绢本，纵32.4厘米，横53.8厘米。末题“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之”。27行，438字。关于墨迹本的来历，宋高宗赵构认为它是晋无名氏所书，“越州石氏本”认为是晋贤所书，宋朝黄伯思则认为是王羲之晚年之作，元朝陈绎还说是南朝后期人所书，《集古求真》甚至把它断为宋人的伪作。日本中田勇次郎认为，是“南朝人传摹东晋人原作”。(《〈孝女曹娥碑〉墨迹及诸刻本》,载《书法》1981年第4期)众说纷纭，均无确据。今姑从王羲之说，编录于此。
 《孝女曹娥碑》绢本作者虽未能确定，但其书法艺术价值却为历代书法家所重。宋赵构(高宗)评云：“纤劲清丽，非晋人不能至此。”清玄烨(康熙帝)赞云： “清圆秀劲，众美兼备，古来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这些评价均有一定道理。
 这幅名作的过人之处首先在于作品总体表现出了一种沉郁稳实、端庄肃穆的氛围，和崇尚儒学、表彰孝道的文字内容融合一体，恰当地表现了碑文书法致哀颂德、情感深厚的特点。“精” “劲”有之，“圆” “美”有之，但“秀” “丽”之评则有失允当。因为具体书法作品的不同风格特征和情感倾向，只能通过作为艺术符号的书法笔画和结构的不同形式来表现。这幅作品的幅式呈扁方形，分27行，每行20字上下。纵行清晰，有自然弯曲，但仍基本保持垂直；横列虽参差，但天头地脚平整，大体保持水平。故而全幅重心显得宽稳沉厚、均衡匀称。字的大小走向，基本做到首尾一贯，给人以朴实、端严的感觉。
 其次，《曹娥碑》的字大体取横势略呈扁方，带有较浓的、劲健方正的汉魏遗风。但它和钟繇的小楷作品如《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的汉魏风格又有所不同。一是在钟的作品中，楷书的钩挑、悬针等笔画几无可觅。但《曹娥碑》则较为多见，所谓“永字八法”中的笔画特征在《曹娥碑》中一应俱全，如“永”、“用”等字。就这点而言，玄烨称其“楷法之精”、“众美兼备”是有道理的。二是在钟繇以至二王的小楷中，类似章草笔法的粗重和截角分明的捺画已不复见，而在《曹娥碑》中则较多，如“赴”、“不”、“起”、“家”等字的捺画均是。这确实是耐人思索的现象，因为钟繇、二王的小楷，表现了由隶而楷这一特定阶段的自然变异轨迹，其作品的时代性很明显。而《曹娥碑》作为小楷，则从笔画形态上表现了时间跨度的超前延后特征。也就是说，它既有汉隶、章草那些钟繇以至二王以前的笔态，又有唐楷成熟后的笔态，难怪人们要对它的书写作者及作成时间产生怀疑。
 小楷能够巧妙和谐地因情赋式，把如此众多的笔画形态统一于宽稳、浑古的章法与结体之中，表现出整体的魅力和肃穆端庄的境界，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仔细赏析是作，我们还会感到：在匀衡质朴、肃穆宽厚的总体气氛中，还有方和圆、粗和细的转换所造成的动感节奏，及其表现哀悼的沉郁、伤感的笔调。

孝女曹娥碑

傳東晉王羲之書。小楷，碑文記載東漢孝女曹娥入水之始末，或以為當時建碑，後經東晉王羲之臨書。宋歐陽修《集古録跋尾》、趙明誠《金石録》俱不載。自南宋始，刻入越州石氏 《博古堂帖》 (又稱《越州石氏本》)及 《群玉堂帖》，前者謂為“晉賢書”，後者作 “無名氏書”，均未提及羲之書。王書之說，不甚確實，遂有宋人偽托之見。而據書體，當非唐代以後物，至今無定論。書體扁平，字間開闊，點畫簡素，頗呈古意，與魏鍾繇及六朝寫經有相通之處。清王澍 《竹雲題跋》曰： “晉唐小楷于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數千年來，千臨百模，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全失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于唐人碑碣，雖斷蝕之余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人小楷于今之類帖，腐木濕皷，了乏高韵，豈惟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為右軍，可也。”此言或係篤論。刻本甚多，吴荷屋 《筠清館帖》本之尾有唐人題記累累，頗為精采。《三希堂帖》依真迹刻入，然乏筆力，尚欠古意，想必因時所致。編入《晉唐小楷十三種帖》者，有高鳳翰、程南村諸家印，簡素樸茂，古意濃鬱。臨書孔多，次清包世臣所臨尤為著名。又有“真迹本”，已影印。

孝女曹娥碑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