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农田水利史history of irrigation andwater control in Tai Lake area

太湖地区塘浦圩田和治理河道的历史变迁。太湖地区地势外围较高，中部低洼，河湖众多，史载涝多于旱。在这一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低地需要围田垦殖，高田需要通渠抗旱。围田是筑堤围裹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傍水耕种。临江濒海高田，依赖海塘御咸蓄淡和沟渠灌溉。开发太湖农田的过程，实际就是围湖围海的过程。
围田种植，至迟春秋时期已有出现。战国到汉，随着渠道和堤防的兴建，围田进一步拓广。自孙吴到南朝的将近400年间，以太湖农业为经济重心，围田水利有迅速的发展。其时在江东和太湖流域进行军事屯垦，兴建农田水利为其首要任务。左思《吴都赋》描述吴时屯垦规模：“屯营栉比，廨署棋布”，“畛畷无数，膏腴兼倍。”东晋嘉兴屯田：“岁遇丰稔，公储有余。”发展至梁、晋时的海虞县改为常熟县（今常熟市）。《常昭合志稿》释其改名的缘由：“高田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昆山则有“一十二浦”。是时塘浦圩田大约已初具雏形。
其后大小沟渠逐渐加密，纵横交错，乃有横塘纵浦之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东南沿海有古泾301条，构成沟洫系统。围田开始以位位相接的形式出现，继续发展，构成横塘纵浦之间圩圩棋布的塘浦圩田体系。这大约在唐代中叶以后。其形成除民间自发筑圩浚浦外，亦与军事屯垦有关。唐自“安史之乱”后，在苏州、嘉兴等广大平原沼泽地区大兴屯田，其中以嘉兴屯田规模为最大。唐广德(763～764)时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中描述其规模，西起太湖、东达于海，“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其措施：“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堤路御水，沟洫通江，稻田与旱地兼治。其效果：“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途），中则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抗旱泄涝，唯沟洫之赖，自兴屯之后，无“凶年下岁”。钱塘江口汉时已有“防海大塘”。到唐代，沿江濒海南北海塘已初步由分段散塘而连成一线。大约中唐以后，作为太湖农田水利的主体——塘浦圩田体系已基本形成。
五代吴越时期塘浦圩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北宋郏亶等记述自唐至五代的太湖水利遗迹：五里或七里有一纵浦，七里或十里有一横塘，在塘浦纵横交加之间有“圩田之象”；堤岸高厚，塘浦深阔，“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浚三江，治低田”，以御洪涝，“蓄水泽，治高田”，以抗暵旱；设置“撩浅军”专职河渠的疏浚养护等等。据文献统计，吴越国时期水旱灾害显著少于其前后各朝代。北宋时塘浦和堤防堰闸开始隳坏，水旱灾害加剧。南宋偏安江南，太湖流域为其重要农业基地，曾多次导江浚浦，致力于农田水利，但成效不著。至南宋末年，“荡无堤障，水势散漫，……一雨即成久浸矣”。后来为防河湖泛溢为害，特多加疏导泄水，于是“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自元及清，治理太湖水利颇为频繁，但多枝节治理，功效不固不久，水旱灾害频仍，太湖农田水利，每况愈下。
太湖下游的通海河流，对于太湖农田水利关系重大。横塘纵浦交织于通海干流之间，干流深广通利，灌排效益良好，则圩田安泰。反之，就多灾难。下游古有“三江”为泄水干流：东面是吴淞江，东北有娄江，东南有东江。三江通畅，农田有秋。后代娄、东二江淤废，太湖水利形势开始有巨大变化。为了泄洪排涝和高田灌溉，历代常开浚别的港浦以为代替，东北开浚茜泾、刘家港等代替娄江，东南别以小官浦、张泾等代替东江。刘家港亦名浏河，元代相当深广，曾是海舶往来的六国码头，“元时海运千艘所聚”。清以后淤狭。茜泾宋代浚治后曾是泄水大浦之一，元以后亦淤浅。东南小官浦吴越国时相当广阔，至宋元间仍为“入贡及市舶交集之处”。以后湮塞。张泾也曾经是主要港浦之一。自明以后所有港口被堰断，东南沿海全被封闭，没有通海水道了。自宋迄清，中路吴淞江日见萎缩狭浅，最后变成迂回曲折、仅存一线的苏州河。太湖下游河道的最大变化是明初的“掣淞入浏”和黄浦夺淞。经此之后，至于清末，吴淞江日益淤塞，浏河亦见浅狭，而黄浦日渐广阔，终于发展为太湖下游的唯一大河，吴淞江反而成为它的小支流。三江水利机能由黄浦一江承担，波转澜回，出路不畅，清顾士琏指出：“水遂乱行，散溢低乡，不复出海，农田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