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

西周初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一说出土于岐山。圆腹，三足，腹和足部饰有兽面纹。高约100厘米，重153.5公斤。腹内壁铸铭文二百九十一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贵族盂受策命时，周王昭告周立国经验和殷丧国教训。命令盂效忠，赐给盂一千七百多名奴隶和许多物品。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历史和造型艺术的重要史料。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

 西周康王(约前11世纪—前10世纪间)金文《大盂鼎》,清道光初年陕西省眉县礼村出土，曾归潘祖荫，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记载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财富的命令。此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周时代形制最大的青铜器。金文大都是刻范铸造，因此字的笔画要比契刻在兽骨上的甲骨文粗壮，在单线的组合中往往出现了粗点子，有些笔画甚至写成了面，点、线、面组成了独特的金文字体。在结构方面，各部分的配合与呼应比较讲究，象形意味比甲骨文少，符号性强，外形以长为主，大小渐求匀称，行款也整齐清楚，富于装饰性。

 大盂鼎铭文，点画圆浑，骨力内含，下垂的笔画下端用笔较重，略为粗壮，然后提笔收起，形似倒韭，非常美妙； 体势谨严而不乏变化，有诡谲庄丽之感，加上布局精整、规则，字里行间体现了威严的气势和瑰伟的色彩。铭文书法与青铜器形制，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使人想见当时那种祭天地敬鬼神的情景，神秘、庄严、虔诚、隆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故大盂鼎铭文书法，实为西周前期金文书法的典范。
 大盂鼎铭文不仅记录了周康王下达的一道命令的内容，而且“书史之性质变为文饰”(郭沫若语),与花纹同其效用，同时正如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所说： 主要“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象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则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 社会界的形象和自心的情感。”因此 大盂鼎铭文的书法美，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见情感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汉民族深沉而独特的审美意识。

大盂鼎

西周初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贵族盂受策命时，周王昭告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并赏赐盂以 “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驭”、“庶人”都是奴隶，“邦国”、“夷司王臣”则是管家奴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191 大盂鼎

西周初期。清道光(1821—1850)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高101.9厘米，重153.5厘米。圆腹、双耳、三足。腹与足均饰兽面纹。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康王二十三年贵族盂受策命时，周王昭告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命令盂效忠，赐给盂1700多奴隶和许多物品。铭文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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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大盂鼎

又称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重器。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圆腹三足，腹下略鼓，立耳，腹与足部饰兽面纹。腹内壁铸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为康王二十三年(前990)贵族盂受策命时，康王对盂的训诫，有对文、武二王的颂赞，对商殷亡国原因的分析，对盂的期望及赏赐等。是研究周代社会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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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大盂鼎

西周康王赐给贵族“盂”的鼎。在陕西郿县出土。造型优美，庄重。鼎圆形，带双耳，三柱足，装饰有饕餮纹。内壁铸铭文291字。反映了西周青铜冶炼技术的高超水平。

大盂鼎

即“盂鼎”。

大盂鼎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代青铜器。清道光 (1821—1850) 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圆腹，三足，腹和足部都饰兽面纹。高101.9厘米，重153.5千克。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贵族盂受策命时，周王昭告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命令盂效忠，赐给盂一千多名奴隶，以及许多物品。在所赐给的奴隶中，包括周人原有的和掳自殷人的夷族奴隶两部分，其中有农业生产奴隶和养马赶车的奴隶，也有管家的奴隶。铭文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代青铜器。清道光 (1821—1850)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圆腹，三足，腹和足部都饰兽面纹。高101.9厘米，重153.5千克。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贵族盂受策命时，周王诏告周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命令盂效忠，赐给盂一千多名奴隶，以及许多物品。在所赐给的奴隶中，包括周人原有的和掳自殷人的夷族奴隶两部分，其中有农业生产奴隶和养马赶车的奴隶，也有管家的奴隶。铭文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

也称盂鼎，西周早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器形为圆腹、三足，高一百零二厘米，重一百五十三点五公斤。腹内部铸铭文十九行，共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贵族盂在周康王二十三年受册命时，康王向盂讲述周立国的经验并强调指出商人纵酒是导致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同时命令盂必须遵循“德”这个纲纪，奔走王事，敬畏上天，以不辜负王的信任。康王还赐给盂许多车、马和“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是战争中俘虏的奴隶，邦司、夷司王臣是管家奴隶，一次即赏赐一千七百零九名奴隶，足见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度兴盛发达的时期。

大盂鼎

西周時代青銅器。郭沫若考為康王（釗）時所製，世人多從其說。清·道光間 (1821—1850)與 〈小盂鼎〉 同出土于陝西省岐山禮村溝岸中。鼎身頗大，圓腹，三足，腹與足部俱飾獸面紋。鼎高一百零一點九厘米，口徑九十余厘米，體重一百五十三點五公斤。腹内壁鑄銘文二百九十一字，記載周康王二十三年貴族孟受策命時，周王昭告立國之經驗暨殷喪國之教訓，命孟效忠，賜給孟奴隸一千七百多名以及物品累累，此銘文亦為考究西周奴隸社會歷史重要之資。前曰：“丕顯文王受天大命，武王嗣文辟邦作事。”末載： “惟王廿又三祀。”此鼎恐與 〈小盂鼎〉 同時制作，上有 “用牲禘文王、武王、成王”文字，據證斯時成王已崩。書法體姿整嚴，筆勢雄偉，氣宇曠達，多存殷商遺法。戰時，鼎曾埋藏避兵燹，後藏上海博物館。今存中國歷史博物館。

大盂鼎銘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