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近现代出版时间长、在读者中影响大的民营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1926年9月7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组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以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为社训，表示要办一份自由、独立、文人论政的报纸。1938年12月1日迁重庆出版。抗战时期，期发数接近10万份。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 以荣誉奖章。8年抗战中，坚持抗日爱国立场，但在“拥护最高领袖”、“统一军令政令” 等口号下拥蒋抗日。在 “皖南事变”、“中条山战役” 等几次国民党当局发动的重大反共事件中，屈于当局的压力，以 “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军令政令之统一” 为口实，攻击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批名记者、编辑，其中有中共党员。他们主持正义，坚持进步，抨击时政，揭露时弊，同情民间疾苦，抒发群众不平。他们虽与报社负责人的持论主张有所不同，但却不受干涉制止，得以自主行文，写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文字。1943年春，《大公报》 刊登通讯 《豫灾实录》、社评 《看重庆，念中原》，引发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怒，被罚停刊3天。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刊出子冈的 《张家口漫步》、徐盈的 《延安的春天》，赞颂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新貌，揭露国民党网罗伪军制造内战真相。解放战争时期，《大公报》不赞成内战，抨击中美商约出卖国家主权，支持学生爱国反美运动，因而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重庆版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接收，解放后停刊。

《大公报》

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民营报纸。创办之初，受康梁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1916年后，成为皖系军阀工具，1925年停刊。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该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提倡民主政治、发展民族工商业。1935年，该报登载范长江深入西北采访的通讯。1937年抗战爆发后，停办天津版、上海版，陆续在汉口、重庆、香港、桂林出版，坚持抗日，反对妥协。1949年后，该报归人民所有，1953年在天津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1956年迁到北京出版，1966年停刊。在内地共出版64年。香港《大公报》目前仍在出版。

大公报

地址：北角澄华道321号柯达大厦二期3字楼
电话：852-25799088 传真：852-28381171

040 大公报

著名日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英华)。商业性报纸。初期宣传保皇立宪。1916年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继办，1925年11月停刊。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标榜办报方针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对蒋介石的态度被称为“小骂大帮忙”。以言论驰名社会，每天必有社评一篇，对国内外时事及时发表意见，大多出自张季鸾之手。注重有特色的新闻与通讯，发表过许多尊重客观事实的报道。该报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亦为政界各派所重视。曾先后出版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版。上海解放后，上海版继续刊行。天津解放后，天津版改为《进步日报》。1953年元旦，两版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迁北京，成为以财政经济报道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报纸。1966年9月10日终刊。

大公报

旧中国民营报纸中影响较大的报纸。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后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继续经营。1925年停刊。次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创办新纪公司。该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宣传方针，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先后增出上海、重庆、香港等版。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改造为人民的报纸，继续出版。原在天津出版的该报，天津解放后改办《进步日报》，后与上海《大公报》合并。1956年10月1日迁北京，1966年9月10日终刊。

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敛之。1916年转让给王郅隆，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9月起由胡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旨趣。抗日战争前夕，华北局势紧急，增出上海版，旋又开办香港版。抗战爆发后，两版分别移至汉口和桂林，最后均迁重庆。抗战胜利后，津、沪、港各版先后复刊。重庆版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接收，解放后停刊。天津版于解放后改为《进步日报》，1956年与上海版合并，迁北京出版，以报道财政经济为主要内容，1966年9月10日终刊。香港版于1948年复刊后，持续出版至今。

《大公报》

（一）中国近代著名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改良主义者、满族天主教徒英华负责筹办，主要股东为天主教资本家柴天宠、官僚资本家王郅隆，北京法国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天津法领事馆翻译李敬宇、上海天主教买办资本家朱志尧、倾向维新的满族贵族肃亲王善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亦为股东。日报。馆址先在法租界，后迁至日租界。英华任社长兼主编，协助英华任主笔者先后有方定六、刘孟扬、王瀛、黄与三、郭定森、樊子熔、唐梦幻等。创刊后，以敢言、严肃、替大众说话相标榜，敢于揭露和批评清政府的弊政，敢于抨击贪官污吏，不登猥邪琐屑文字，注意面向普通市民读者，不时发表一些通俗的新闻和论说，反映了一些穷苦人的疾苦，并为受欺侮的“洋车夫”、仆人打抱不平，还发起过赈济灾民的活动，很快打开了局面，成为天津和华北地区有影响的报纸。但在政治上，该报坚持宣传保皇和立宪，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且带有较明显的崇洋色彩，创办初期亲法，后又转为亲日。因此，随着革命思潮的高涨，渐渐不受欢迎。武昌起义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使英华政治上越来越失望，无意办报，于1916年9月将报纸出盘给原股东之一王郅隆。1916年至1920年由胡政之任经理和主编。王郅隆为安福系财阀，因此报纸亲日色彩更浓，政治上完全站在皖系军阀一边，报纸越发为读者所厌弃。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失势，1923年王又死于日本，报纸愈不景气，发行数低至几十份，不得不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官僚资产阶级政客吴鼎昌为扩大政治影响，从王郅隆后人手中买下报馆、设备和报名，与胡政之、张季鸾两个有经验的报人，组成新记公司，合作办报，于同年9月1日恢复出版《大公报》。吴任社长，胡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新记《大公报》复刊初期，发行量不足2000份。但该报从复刊起就大力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吹嘘该报系独立经营，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系，不受任何方面补助津贴等等，并在言论中大肆宣扬非战。在北伐军逼近武汉、直系军阀节节败退时，该报社评不分是非，认为双方均为不义，均应“悬崖勒马，自救救国”。当北伐军攻下武汉后，该报又鼓吹反对“赤化”、反对“白化”。这种貌似公允实则反对革命的宣传，迎合了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心理，很有欺骗性，报纸发行数不断上升。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该报完全赞同蒋的反苏反共政策。从此，以“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蒋政权服务，受到蒋的赏识。“九·一八”事变前，该报持亲日态度，曾因发表反对立即抗日的言论，挨过爱国者的炸弹。事变后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护。1931年报馆迁往法租界，1936年总馆迁移上海。西安事变发生后，严厉谴责张、杨，更为蒋介石青睐。但是，在进步编辑、记者的努力下，该报也一定程度地揭露过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曾发表过一些较客观的报道。又加上胡政之很善于经营管理，张季鸾长于写作。该报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版。1949年天津解放后，该报天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上海解放后，上海版《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改造为人民的报纸。1953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迁北京，以报道财经为主要内容，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大公报》至今仍出版。
（二）湖南解放前历史最久的日报，创刊于1915年9月1日，至1947年底停刊，前后32年，中间曾多次被罚停刊或因战争影响而停刊，实际出版时间约24年至25年。“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该报发表过20多篇文章。北伐战争以前，它对湖南影响较大，是研究湖南和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史料。该报因主张反袁而从《湖南公报》分裂出来的，创办人为刘人熙、贝允昕、张秋尘、龙兼公、李拒一、张子平等。刘人熙字艮寅，一字蔚庐，浏阳人，清末曾任广西省道员，他崇拜王夫子，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曾赞助辛亥革命，创办船山学社。民初曾任湖南民政司司长。1916年7月，湖南驱逐汤芗铭后，公推他暂任都督。后由其婿贝允昕任总理，达4年之久。其余诸人均以办报为业，有的兼任教师。当时都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在反袁和驱张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不过，他们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在办《湖南公报》时，就是和国民党对立的。北伐斗争中因反对农民运动而被封，到1929年复刊，接受国民党津贴，力主“剿共”，内容也日趋贫乏。后来由张子平独立支撑。解放后，张子平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将所存《大公报》捐献国家。该报创刊时，曾发表《本报宣言》，提出办报宗旨有三：一、反对帝制，维护共和，认为主张复辟君主制度，“实不啻提倡革命，当然为法律所不容。”二、反对党争，主张中立：“今日之新闻，……或根据朋党之系统，或附属政治之机关……本报为完全商股所组织，绝不肯步此之后尘，唯以大公无私之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握事直书，有闻必录。”三、立足湖南，注重实际。“现今各报纸有共同之大病二：一空谈政治而放弃社会；一详于中央而略于地方。本报窃愿力矫此弊。……抑本报发行于湖南，固一地方报纸也。同人循名责实，愿于湖南各重要问题为根本之解决，然多论列随时发生之事实，以作刍荛之献。”
北伐战争以前的《大公报》，大体上是按照以上宣言，作为民间报纸出现于湖南的。在出刊头几年，该报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反对帝制；二是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三是敢于为湖南人民说话，批评政府与议会；四是同情工农群众的痛苦。由于以上表现，《大公报》在湖南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沙《大公报》在以下六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爱国驱张；二是社会调查；三是毛泽东倡导的“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四是传扬马克思主义；五是关于“湖南地方自治”的讨论；六是支持群众运动。对湖南的革命运动有过重要影响。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因屈于赵恒惕的压力，指责铅印工会谋将学潮消息空白刊出、支持学生运动，12月17日，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反对“关税会议”的游行示威运动，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赵恒惕”的同时，也高呼“打倒《通信报》”、“打倒《大公报》”的口号，捣毁了通信报社，砸烂了《大公报》的招牌。

---

《大公报》桂林版

1941年3月15日(当日报号13310号)到1944年9月12日在桂林出版，对开铅印4版日报，馆址在桂林东郊星子岩，并在漓江桥头北岸设营业部。抗战时期，桂林版《大公报》与天津、上海、汉口、重庆、香港五地的《大公报》同样，是《大公报》新记公司出版的一个分版，总管理处抗日战争前设天津，抗战中设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桂林版的总经理胡政之，发行人兼经理王文彬，编辑主任蒋荫恩。在桂林出报前，王文彬就以大公报桂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于1938年底奉派来桂林筹备出报，并已在桂林招考、录用了罗承勋、曾敏之、陈凡、钱庆燕为编辑、记者。日军南侵，汉口即将失守，汉口《大公报》被迫停刊，一部分人撤往重庆，一部分人撤往桂林。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香港《大公报》被迫停刊，同人中许多撤退到桂林，这时桂林《大公报》的总编辑为徐铸成，经理为金诚夫，副刊编辑为杨刚（共产党员）。
桂林《大公报》在创刊之日发表《敬告读者》的社评，其中说：“本报自在天津创办，30余年，一贯为商办性质”，“本报虽系商业性质，但不孜孜于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于谋生。”创刊初期的社评，多由重庆、香港《大公报》供给，并根据新的情况略加修改；港版停刊后，社评多由桂版同人自写，有写得好的，也有些自欺欺人的。桂版《大公报》的一个特点是长篇通讯较多。张季鸾曾用“老兵”笔名写过“重庆通讯”，报道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总经理胡政之连续发表过《访英游美心影记》；徐铸成写过《广州探险记》（当时广州已沦陷于日军手中）；杨历樵写过《归国记行》；千家驹连续发表过《回忆香港》。而以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写的《重庆航讯》最多，最受读者欢迎。桂林沦陷后，该报撤往重庆，与重庆《大公报》合并。

---

《大公报》天津版

旧中国著名的全国性民营报纸。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1916年售于安福系财阀王郅隆，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作购得，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于此年9月1日在天津原址续刊。社长吴鼎昌，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由于重视言论，消息快新，广揽人才，经营得当，很快打开了销路，一年后已有盈余。1928年后和蒋介石关系日益密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护。1931年11月8日晚，日本租界戒严，报纸不能发行停刊6天。报社迁往天津法租界新址，于此年11月16日恢复出版。1936年总馆移上海，于4月1日增出上海版，天津版成为分馆。1937年“七·七”事变后，8月1日天津沦陷，天津版于8月4日停刊。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天津版于此年12月1日复刊。经理曹谷冰，编辑主任孔昭恺，仍为上海总馆的分馆。按照总馆的意图，宣传和支持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反对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被改组为《进步日报》出版，1950年12月31日与由沪迁津的上海版合并为天津版。1956年移北京出版，1966年停刊。

---

《大公报》重庆版

著名的全国性民营报纸。1938年12月1日在重庆创刊，由《大公报》团总编辑张季鸾亲自创办和主持。张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是该报团的中心和重心。1941年9月张季鸾死后，王芸生继任总编辑，同时在渝馆设立报团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胡政之任联合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报团各版业务，渝馆正式成为报团的总馆。抗战时期，该报的总方向是联苏抗日。发表了许多社评，斥责日寇的暴行，鼓舞中国军民的斗志。依据国民党当局的意图，宣传和解释国内外形势。反对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时，编印反共小册子散发。此年5月中条山一役国民党军队败北后，发表社评攻击八路军，以掩盖国民党军队的失败，遭到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的批驳。抗战胜利后，拥护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发表社论反对民主联军从伪军手中收复长春，用特务报纸的口吻诬蔑民主联军。王芸生主笔政后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也发生过摩擦，对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国民党当局置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知名人士于不顾，却用飞机运回洋狗马桶的“飞机洋狗”事件予以抨击。1946年春胡政之、王芸生去主持报团沪馆后，该报成为报团的重庆分馆。解放战争后期，开始支持重庆的民主运动。1949年9月17日起，曾短期被特务劫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重庆后，由原报馆人员接收继续出版。1952年8月15日因营业不振停刊，报社人员参加《重庆日报》的筹备工作。

---

大公报香港版

著名的全国性民营报纸。1938年8月13日创刊，由《大公报》报团总经理胡政之亲自创办和主持。金诚夫任经理，徐铸成任编辑主任。偏重对香港和海外华侨进行抗日宣传。1941年12月13日香港沦陷后停刊，报馆资产全部丧失，胡政之和报馆职工全部撤到桂林，并入该报团桂林版。1948年3月15日，胡政之在香港复刊香港版，费彝民任经理，杨历樵任编辑主任。抛弃该报团长期标榜的“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办报方针，接受国民党政府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完全成为一张反共的报纸。1948年11月上旬，报团总编辑王芸生到香港，更换言论撰稿人，改变办报方针，向人民靠拢，立场发生根本的变化。现仍在出版。

---

大公报上海版

著名的全国性民营报纸。1936年4月1日创刊，由《大公报》团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亲自主持。比较注重财政经济的宣传。适应蒋介石的政治需要，鼓吹“缓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被宋美龄翻印许多万份，用飞机在西安上空投撒。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及时报道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英勇斗争，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1937年12月12日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大部分器材和员工并入汉口版。1945年11月1日复刊，李子宽任经理，徐铸成任总编辑。1946年春，总馆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移驻沪馆，沪馆成为报团总馆，王芸生亲自主持沪馆笔政。1948年胡政之病重，曹谷冰接任总经理，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日趋激化。1948年底，王芸生转道香港赴北平，1949年夏回到解放了的上海，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1950年该报移到天津市，与天津《大公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名出版。1956年移北京。

大公报

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初系满族开明人士主办的鼓吹立宪的报刊，创办人为英华(字敛之，满族)。二十九年立宪运动刚刚揭幕之时，它就发表论文《论立宪之要素》，表示支持。以后又多次以立宪为主题发表征文启事。1916年因营业不佳，售与皖系政客王郅隆。1926年9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版。解放后，上海版发表“新生宣言”，继续出版。后移至天津。1956年10月1日迁北京，以报道财政经济为主。1966年9月10日终刊。现有香港《大公报》。

《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满族旗人英敛之在天津法租界创办。宗旨为 “开风气，牖民智”。主要刊登上谕电传、官门邸抄、路透电报、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译件、附件等。日印四五千份，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1916年为皖系政客王郅隆接办。1926年9月，交吴鼎昌等接办。吴对报纸内容进行了革新，因此在当时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1936年以后，随着日本的侵略中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香港、重庆、桂林等地出增版。后这些增版除香港外，都先后停办。现只有香港的《大公报》仍在出版。